2010年10月1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温家宝总理头像为封面，刊登了温总理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资深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的专访。在谈及政治理想时，温总理总结了他的四点政治愿望：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可见在总理看来：国家强大固然重要，但人民生活幸福，有生命尊严，有感受快乐的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话语背后依稀是孟子的智慧，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确，只有实现了人民的幸福，才有民族的凝聚力；也只有极具凝聚力的民族才能谈“富有”、谈“强大”。

先哲德拉戈内蒂在谈到政府的作用时曾说过这样的警世恒言：“政治家的成功秘诀在于为人民谋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那些探索出全新的政府模式，能做到既不劳民伤财，又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人幸福的政治家们，理应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激。”

诚然幸福是一种很主观的个人化感受，不太可能用一个具体的标准去衡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没有尊严，便没有幸福可言。而所谓尊严，虽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在渴望他人对自己的认同与尊重这点上，是人人一样的。不管一个人出身名门望族，或出生于三教九流的背景，不论他是穷困潦倒还是富贵光鲜，都希望能得到他人——包括家庭、朋友或社会的尊重及认同。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人之为人，就在于有尊重和自尊的需求。所以，有尊严地活着，是人作为个体的基本价值。

而在现代，个体尊严的体现，底线的标准就是要享受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换言之，无论他出身如何，出生在哪，是否受过教育，信仰什么，有无才能和财富，国家给予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他都能均等的享受到，不会因为自身的各种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而成沦为二等公民，更不会让生命的基本权利因此受到错待及漠视。

社会的秩序与理性的建立，来自每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尊严能够得到保障，不管这个人是平凡还是出众，也不管这个人是卑微还是权贵。

遗憾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被我们神话了。GDP真的能创造幸福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GDP衡量一切，但不包括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一部分。”

近几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之高有目共睹。但必须承认，我们大部分人幸福指数并不高。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正生活在重重危机感当中。

美国人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写过一本书《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他就是通过美国近30年的物化的对比，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现在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在逐渐降低。书里给出了答案：人类在追求幸福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物质，但是真正物质满足的时候，其实并不幸福。英国有一个调查，说衣食无忧解决的最方便和最快的那群人，幸福指数是成反比的。

无独有偶，不久前，中国发布的一份《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中产家庭的幸福指数最低，这些繁华而又喧闹的一线城市正在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而“伪幸福”也如一股隐疾正在中国中产人群中滋生蔓延。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近期出版了随笔新作《幸福了吗？》，他认为：

快乐跟幸福，不太好划界线。但用自己的感受去碰撞，发现它俩区别很大。快乐5秒钟就可以，口渴了，冰镇可乐的第一口下去，爽，就由衷地开心了。但它不能属于幸福，幸福一定是一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来检验的东西。一系列的碎片是快乐，但相加起来不一定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得有几个标准，一是可持续的，二是平静，相对平静，三是有一个根本不用谈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很多层面的，职业的、生命的、包括社会的。

曾经，我们以为我们向往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幸福社会，我们相信有车有房就是幸福生活，让我们看看白岩松的反思：

以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还不幸福死呀。可是现在发现即便你得到了这些物化的东西，并不直接跟原来以为的幸福画等号，这时候反差就出现了。这是个1+1的关系，这个1你已经奔向了，那个1却跟它没关系。——有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你堵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超市里可买的食品越来越多了，你敢吃的食品越来越少了；人的自由进一步增加了，但是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越来越少了。这里前半句都是物化的，后一句都是非物化的。关于幸福这种非物化的东西，没法用数字统计。我们国家的前半程漫长20多年改革开放，全部都是物化目标，也正好进入2000年以后，开始提所谓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也是人和人的问题，这两者就挂靠在一起了。

有一个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社会保障：中国改革，是在盖楼，但是盖到10层时才发现没弄安全网，一两层时没安全网，还好办，摔下来死不了，盖到10层了，还要越盖越高，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搭晚了。

白岩松则引用前文的比喻，认为：信仰、目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另一张安全网？你越建越高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安全网，会越高越危险。

有趣的是，在中国，只要一提到信仰，就会有很多人把它等同于宗教。诚如林语堂所讽，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

我们中国人更擅长把宗教行为当作人与神的交易，而非人对神的责任。所以他们习惯见庙烧香，哪个菩萨灵就拜哪个，这是功利的中国的信仰。

而在白岩松眼里，信仰是这样解读的：

中国人的信仰本来就是儒释道杂糅，它在唐诗宋词里，在爷爷奶奶讲的故事里，尤其在别人约束的眼光里……但是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在更大的层面，基本都已经毁掉了。巧的是，“文革”结束后，正好是改革，改革确定了一个绝对物化的目标过程，从国家到个体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词，咱们都很清楚，信仰危机问题，那时候这些词提得很多，但这些年不提了，也就是一个全面摧毁信仰之后，反而开始了一个物化的时代。恰恰没有信仰，可是欲望又重新把所有人撩拨起来，然后大家都只信物化的一些东西。走了30多年，现在下来各找各的道。

环顾我身边的亲友，包括因为工作原因所接触的许多生活在中国内地，经济富裕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朋友，在外人眼里本该最幸福满足的他们，传递给我的信息却往往是“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他们最大的问题自然并非生存或经济，而是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迷惑，对亲友爱人间疏远甚至破裂的关系、对亲子教育的困顿、对家庭婚姻生活的无力与迷茫比比皆是。

鲁迅先生曾控诉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如今，近百年过去了，先生渴望变革与推翻的腐朽政权经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无畏牺牲，早已被人民政权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取代。一转眼间，新中国解放六十多年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按说中华儿女应该过得有滋有味，套用2010年热播电视剧《老大的幸福》里的台词，“我生活的挺幸福的。”可让人费解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这种幸福感受的人，实在凤毛麟角。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今的中国，每当那些带有特定色彩的大案要案发生时，总能第一时间在网上看到为数不少的网友感叹并且形容当代的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相信本人所体会到的五味杂陈并不是个人感观问题，也不是少数人群的问题，而是超出个人、超越政治层面的整体共性问题。

是的，每逢喜庆节日，我们中国人都集体庆祝，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心声：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我打心眼里愿意相信并也由衷热盼着。鲁迅先生曾希望他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但不得不承认，许多年许多代许多时间流逝过去了，到了今天，这个社会依然没能变得足够美好，美好到不需要批判。

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第34期刊登了文章《大国造形》，一名读者随后向杂志社发来感想：从积弱积贫的“东亚病夫”到GDP第二的世界强国，中国国家形象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过，一个国家的最佳形象最终还是她的普通国民发自内心的幸福微笑。遗憾的是，这样的幸福微笑在身边人的脸上似乎并不多见。现实是，在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告别温饱并正在迈向富有富足的今天，我们却并没有随着科技发达，经济发展而感觉美好和幸福，心灵的寂寞和空虚感反而远远超过了我们曾经贫穷的父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困惑，我曾苦苦探究过，挣扎过，又反复思索过。结合自身的生命经历，反思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差异与现状，个人以为：归根结底，这样的现状，不单单是体制原因，责任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甚至也在我们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