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我是一个没有野心更没有崇高理想的作家，我选择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快乐。这也决定了我的创作取向：怎么快乐怎么写，先让自己写得快乐，再让读者读得快乐。我知道读者喜欢我的小说，不是我写得如何好，主要是我能给读者提供快乐。人生多苦，人生多难，阅读和写作就是战胜苦难的最好办法之一。不仅能战胜苦难，还可增加学养，收割智慧，获取饱满和深刻的快乐。为实现快乐，写作时也必须有所选择。我首先选择的是浪漫。我十八岁离开故乡。十八岁以前是人生的上半辈子，十八岁以后是人生的下半辈子。我打算将文学当做快乐选择时，就决定为我的上半辈子写部书。我的上半辈子是由苦难组成的，伴随着饥饿、劳累、艰辛、贫穷，包括无聊政治运动对我这个不谙世事却有些轻狂叛逆的少年的打压和迫害。若写苦难，实在是手到擒来的事，可写的东西太多。但我很犹豫。我是从苦难里走出来的，为什么还要在写作时，再去经受一次苦难呢？苦难有什么值得留恋和炫耀的？有人说苦难可以锻炼人，可让人坚强，让人奋进，让人成熟，让人功成名就，我从没这么想。只要没有苦难，我宁肯不坚强，不奋进，不成熟，宁肯一事无成，默默无闻。我不愿意把苦难当资本和光环，满世界向人展示。不展示苦难，可以展示浪漫。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南那片神奇土地，山远水长，峰高谷深，有着殊异的民族文化遗产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道家神巫文化非常浓郁，大家相信万物有灵，遇事人神共谋共判共主。在这样浪漫多姿的文化背景下，故乡人也就敢于笑对苦难，直面艰辛，乐于扬真崇善，趋奇尚义，从而勇敢而乐观地活下去。写作时，我坚决放弃苦难的选择，将故乡的浪漫和传奇形诸笔端，不经意间成就了第一本小说集《箫声曼》。

十八岁那年我洗脚上田，穿鞋进城，告别饥饿和艰辛，成为不种棉不栽稻却衣食无忧的公家人。后来我又离开家乡，离开道家文化盛行的沅水流域，来到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资水流域工作。这个产生过魏源和蔡锷等大儒大贤的土地更加开阔，我没法闭住眼睛，无视这纷繁的世界。渐渐认识的人多了，见的世面广了，展现在面前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社会是多元的，世情是多样的，人心是复杂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我意识到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我准备将笔触伸向身边的人和事。这时我选择了真实。真善美，真是首位的，没有真，无所谓善和美。文学创作绝对不能违背真实性原则，否则就是空中楼阁，沙上大厦。我没有胡编乱造，故弄玄虚，只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的机关生活顺手拿过来，揉入笔底，就是一篇篇货真价实、鲜活生动的好小说。我的中篇小说《局长红人》《裸体工资》《空转》等就是这么出笼的。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还没有机关小说一说，司空见惯的机关现成生活被我写进小说，且好读耐读，一下子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一个作家有读者喜欢，出版部门没法视而不见，约我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字多，工程大，是个体力活；还要有人愿意阅读，读得下去，又是技术活。不像中短篇小说，只要刊物编辑和主编少数几人喜欢，就可发表，长篇小说单独成书，独立上市，仅出版社编辑和社长喜欢，还不算数，还得千千万万读者认可，说得难听点就是有人肯掏腰包。世上最难的就是让人为你掏钱，除非你拿枪逼着人家。我不可能逼人买我小说，只有选择理性。理性告诉我，长篇小说要想得到读者认可，须有好题材，好故事，好语言，还有好书名，不能自以为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毫不犹豫选取我熟悉的官员生活，用朴实流畅的语言讲述了市委书记的故事，书名就用《官运》。结果一炮走红，成为世纪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官场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