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运》为我打开了广泛的市场，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我底气足起来，写第二部长篇时，不用考虑出版和销售因素，不用硬编故事，玩文字游戏，追求所谓的可读性，只须扎扎实实把生活写好，拿出真货，一定有大收获。我于是选择了智慧。选择智慧就是选择生活。生活就在身边，不用假想，不用设计，信手拈来便是。我在财政局工作，财政局就有写不尽的生活。财政局主要通过预算处这个平台，代表政府管理预算资金，是利益的集散地，各种关系纵横交织，盘根错节。我决定写直接管钱用钱的预算处长。钱是死钱，人是活人。人管钱，能把钱管活；钱管人，能把人管死。钱可来权，权亦可生钱。钱就是权，权就是钱，二者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没有太多考虑，几乎连构思过程都已省掉，只是将生活里的预算处长照搬到作品里，一口气写出四十多万字的《位置》。完全源自生活的《位置》让我获得写作的莫大快乐，也让读者爱不释手，觉得比《官运》更深刻更文学，认为是我的代表作，誉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机关小说。

《官运》和《位置》写的是官场和机关强势人物，可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强势人物总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些平常人，是芸芸众生。我不能太势利眼，老两眼盯住那些显赫人物。我选择了悲悯，转移视线，开始关注机关里的弱势群体。我写出长篇小说《心腹》，主人公是单位司机，为转干提拔，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达到目的，同时也付出惨重代价。接着又以二线领导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写出另一部长篇小说《待遇》。小说不再以谋权和用权为主要叙述角度，重在叙写权力旁落后的人生况味，叙写离开权力场的官员怎样脱掉面具，卸下浓妆，恢复本来面目，回归自我。之后我转换角色定位，从官场延伸到草根阶层，写出了《领导意图》。小说从一个事业单位的改制入手，再现了弱势群体与强势官商之间的矛盾冲突，凸显出当代社会草根阶层的生存困境。重点展现了多股力量的对峙和抗衡：民与官，小与大，弱与强，贫与富。对峙和抗衡的结果不言而喻，弱不可胜强，小不可胜大。读者认为《领导意图》是我最深刻的小说，最具悲悯情怀。

不知不觉间我已写出四百多万字作品，写过故乡，写过强势人物，也写过弱势群体，可蓦然回首，我发现还没写过我自己。我要为自己写一部作品。我选择了觉悟。我设计了一个人物，叫做乔不群。他和我一样，也是由学入仕的知识分子官员。旧时读书人入仕，无非通过买卖来实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卖。卖不成就买，掏钱出来，捐个一官半职干干。读书人却耻言买卖，说自己是什么道义的化身，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物资匮乏时代好办，“食”本来就少，谋也只谋得那么多，只要掉头谋道，将道谋到手，自然不愁无食。待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时，睁眼就是花花世界，还满脑是道，恐怕没几人能做到。尤其是人在官场，一朝权到手，什么票子车子，房子妹子，不请自来，门板都挡不住，要你视而不见，天天埋首于道，也不现实。人都是欲望之躯，除了诱惑，什么都能抗拒。是主宰欲望，驾驭欲望，做欲望主人，还是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做欲望奴隶？人入官场，是没法回避的。乔不群及时觉悟，欲望面前还能坚守底线，把握住行为的适当性，有所为，有所不为，成功抗拒住诱惑，获得人生成功。与乔不群相对应的蔡润身等官员，诱惑面前无法自持，成为欲望的奴隶，玩权玩钱玩色玩过了头，最后把自己也玩了进去，害人又害己。与乔不群和蔡润身一样，我也身处欲望世界，动笔书写欲望，自然能写成大书，几年下来收获了这部洋洋百万字的三卷本《仕途》。作品出版后广受欢迎，年内销售二十多万册，荣登2009年度优秀畅销书排行榜。读者觉得这部大书不仅内容丰富，幽默好读，人物塑造也真实可信，问乔不群是不是生活中我本人。我说我确实是把《仕途》当做自传来写的，可并非乔不群之所作所为，我本人都经历过，我只不过从我出发，将乔不群当成我自己，在他面对种种诱惑时，以己度人，将心比心，终于成就了这个真实可感不可多得的文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