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认定两点做功夫者，核实只一桩事而已。这一桩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做功夫。

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

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中略）

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们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

六个月后(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二日)，蒋委员长于退出南京时，发表的告国民书上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四千万方里以内，到处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云云。可见我们平素努力者尚没有错。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众。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7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早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甚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庐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5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