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①。今列其内容如次：

开首：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者，在此。

综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