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儒家宣扬学做圣人、君子，在宋儒眼里，圣人的标准是“无我”，做圣人就要无私、无意、忘己、无心，非我化。这岂是芸芸众生轻易学得来的？恐怕儒学名士也只能“心向往之”罢了！学做君子如何呢？君子可是做人的旗帜啊。可是做君子也何其之难！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举止言行样样有规定，稍逾其轨都不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气要紧，耻于言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要心胸开阔，虚怀若谷；“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哪怕饿得两眼发黑，也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在那些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看来，除了敬佩还能说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人，有几个修成君子？

学不来圣人、君子，其实可以做个凡人。如果学不来也要硬着头皮学，只能催生假托圣训的伪君子、伪人，如果伪君子、伪人可恶得很，正好把大批的人往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的小人之路上赶。愿望与结果背道而驰，正是伪善的道德不易觉察的弊病。

伪善的道德滋养出信仰与行为背离的人格分裂症患者，“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是这些人的真实画像。伪善的道德还培育出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当鲁迅反思出“礼教吃人”，痛批劣根性时，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火眼金睛。伪善的道德之所以大有市场，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而不是自己谨守这种道德，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尽可能地从中获益，这样就走入了人格分裂的恶性循环。

千百年来，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每个人“济苍生、安社稷”的基础和前提是修身，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道德是一种“君子协定”，而非法律契约，全赖每个人的高尚人格做担保，看似坚不可摧，一碰到具体利益就稀里哗啦。先贤教诲人们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利”，君子不可见利忘义。但是谁都知道，“首先是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做君子做圣贤才有本钱。又要表明自己重义轻利，又要活命在先，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装着装着就装出了一堆以假话和空话敷衍应事的伪人，装出了一堆双重标准不仅被心照不宣地原谅了，而且成为人人奉行社会潜规则的人。

道德是一种自我要求，缺乏制度的保证和约束。在道德准则能震撼人的心灵的时候，在唾沫可以淹死人的时候，道德可以有积极的作为，一旦道德舆论的力量削弱，道德的遮羞布就可能被扯掉。因此，中国人明知是非对错、好坏荣辱，一遇到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时，又会背“道”而行，出现严重的人格双重性。

那些表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的愤青，也有可能并不是“先天性”的，他们只是一些或者滑头圆脑的，或者“打左灯向右转”的假愤青。真正的愤青即便人格分裂，也分裂得纯粹，青得纯洁，愤得有点让人起敬。如此看来，中国存在大量的假愤青，挂羊头卖狗肉的愤青，皮里阳秋的愤青。假愤青给本来就名声不太好的愤青添了恶名，连真正的愤青也极其讨厌他们，不愿意与之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