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是阿Q身上一个显著特点，凡对自己不利的事，都用精神去战而胜之。别看未庄的人都比他过得好，阿Q全不放在眼里：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有此法宝在手，挨打也不要紧，自认是“虫豸”，可免受皮肉之苦，打完之后，可以用“儿子打老子”自慰，甚至自打嘴巴却认为是打了别人，同样可以怒气全消，安然入睡。

阿Q 身上这些东西之所以被视为国民劣根性，因为是根子上的毛病，具有普遍性，阿Q身上有的，我、你、他身上有，尤其又以民族主义自豪的愤青表现突出，可以上升到民族层面。据此类推，有这些劣根性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是不是也有了“国家劣根性”？或者说，国民普遍精神胜利，国家岂有不精神胜利的道理？

一个人的精神胜利法适用于一个人与别人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胜利法则适用于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或一个国家的人与别国人的关系。当阿Q被看轻时，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换成国家，愤青会表现为什么？不妨举例子说明：

近代以降，西方国家比中国强大，皇帝老爷开始不以为然，鄙之为夷，被坚船利炮教训过后，不得不承认事实，改夷为洋，改“夷务”为“洋务”。

西方之强，与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突飞猛进不无关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改写了世界的文明格局和文明进程。面对这些，我们显然要矮人一截，但是我们自有高人一筹的办法：我们先前有四大发明，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这话跟阿Q的口吻何其相似！难怪英国人李约瑟搞了一本《中国科技史》，里面讲中国古代发明了什么东西，国人很受用，觉得脸上倍儿有光，虽然现实不免难堪，仍然自信满满，因为在精神上我们早就打了大胜仗。

那些人家有，而我们似乎也有，胜利的心态更容易流露出来——你们现在才有，我们早就“古已有之”。我们有一大帮学者专门干这种“考据”的活儿，你说西方有什么，他们立马考据出我们古代已有；你西方什么时候有的，我比你更早。如果你不信，他们就皓首穷经，找出我们如何比西方要早上好几百年上千年，尽管翻找出来的东西跟人家西方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从汉代就有了，那时叫做太学，可是那算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大学吗？又比如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唐代就有报纸了，我们也有古代新闻史，可是你所谓的新闻、所谓的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报纸吗？那不过是传单或文件一样的东西罢了。再比如洋人发明了汽车、火车，爱国者不顾不屑，他们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比这玩意儿早多了，全然不管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还比如，洋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爱国者笑了，先让计算机来我们算盘这里叫声祖师爷吧。但是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够用“精神”战胜别人就行，面子总算保住了一点。

“‘文明古国’就是国人的精神鸦片，用来麻醉自己的头脑；‘四大发明’就是国人的裹脚布，用来束缚自己的步伐。拼着命去狂吼五千年文明有何实际意义？越是古国越愚昧，越是贫困落后地方的民众，就越是喜欢搬弄出一些历史光环来罩着，然后躲在这自己编织的光环后沾沾自喜，掩盖现实中的窘境。”(张邦昌《浅评愤青的“历史爱国观”》)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