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愤青的逻辑，举一个实例来讲。有一个愤青跟我讨论美国的犯罪率，他说新闻里经常看到美国的枪杀案，他认为美国的犯罪率一定很高，比我们还要高。我说我们都没有到过国外，在没有看到事实数据之前，我们可以用逻辑来推论。首先，你仅凭人家的枪杀案断定犯罪率高，太缺乏逻辑，难道用菜刀作案犯罪率就不高？一样会很高的。其次，犯罪率高背后一定有其生成机制吧，比如社会普遍缺少信仰，道德滑坡，法制不健全，贫富差距太大，社会保障缺失，社会心理严重失衡等等，这些成因无论是用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应该大体成立。那么，美国是不是以上这些做得都特别差，比我们还要差呢？似乎不像。如若不是，凭什么判断美国的犯罪率很高呢？当中国人家家户户把自己的窗户用防盗网包裹起来，而美国家庭很少装防盗网，缺少“防盗意识”时，无论常识与逻辑都不能说服我相信愤青的结论。

另一方面，愤青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反常识的“常识”，用一种不正确的结果来推导演绎，得出的结论怎么可能正确？就目前的技术，亩产10万斤是反常识的，如若被拿来当常识，其结果就是浮夸风，跟浮夸风就没有道理可讲。因此，当你在谈一个十分平常的常识时，愤青受到的种种逻辑训练此时就短路了，不知从何处说起，于是干脆用情绪来对抗。

为什么说愤青的逻辑很差，如果要深入讨论起来，可以写一部学术著作，扩展来讲，其实是中国人为什么缺少逻辑。

据我观察，中国人普遍地比西方国家人“笨”一些。这个“笨”不是说中国人的头脑先天有问题，而是在上千年的专制集权的浸泡之下，中国人的头脑已成了一包糨糊，且以“难得糊涂”为幸事，并不以清醒为追求，以思辨为乐趣似的。

因为，头脑稍为好一点，逻辑稍为强一点，都可能遭致暴力惩罚。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的一个重大功用，就是要消灭那些逻辑较好、思考过头的人。他们在拥有较好的逻辑后，就能去伪存真。当他们通过逻辑思辨，发现专制皇权合法性有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触及了专制者的命根子。这样的人还有存之必要吗？还是处理掉为好。对于个人，为了保全性命，则是以难得糊涂、装疯卖傻为好。

像割麦子一样一茬茬地把那些脑子好使的人都割掉，也就将中国人往愚蠢之路上驱赶了，政治领域被一些反常识的“常识”所占领，学术压制成死水一潭，以考据圣人经典为乐事，创新思想被扼杀，社会形态千年不变。

由是观之，愤青形成的“政治思维定式”不足为奇。他们被阻隔在现代政治文明之外，仍然顶着一颗陈腐的脑袋，政治逻辑能力极差，分不清是非对错，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反作用力。

几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论辩的魂灵》，当年好些反对新思想、反对改革和毁谤革命者的荒谬言论，跟时下的愤青何其相似。愤青几十年没有进步，那些生动鲜活的话现在读来没有丝毫的过时感，温故如新，真是绝哉，摘录如下，给愤青照镜子之用，给中国社会作镜子之用。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吗？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吗？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吗？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吗？”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吗？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吗？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