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决方案都为中国学生乐于接受。

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贾泽林[U16]写道：

“精湛的俄语是学好哲学的基础。学校曾建议我们先用一年的时间专攻俄语，俄语过关后再进系跟班学习。我们哲学系的八个同学都不同意这样做：一是不愿被别人小瞧，不愿给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们都怀有强烈的尽早报效祖国的愿望，不甘心晚一年毕业，落于他人之后。我们在几乎听不懂课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开始跟班学习。”41

1956年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学校为了照顾大家，建议开一个特别班，由苏联老师单独授课，等将来俄语程度提高了再进大班听课。不料，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校方进行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进系跟班学习。结果，有一部分同学通过了考试，和苏联同学坐在一个课堂上。

在苏联，大学里授课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的。讲课时，老师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描述公式，才在黑板上写板书；其他时间都是口述讲义。考试的时候，一般也会围绕平时讲课的内容。因此，课堂上的记录成为获得核心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

李绍贵[U17]回忆道：

“大学第一年上课天天‘坐飞机’，老师讲的内容听不明白，也记不下来。每天一下课，我们就赶紧找苏联同学的笔记拿来抄。一般是借女同学的，因为女孩子上课记得认真，字迹也工整容易辨认。先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再抱着字典查明白每个单词和每句话的意思。抄完笔记，再找来老师推荐的参考书阅读，务求做到理解老师讲的内容。日复一日，就这样抄了一年多的笔记。”

作为一位女生，杜斌[U18]有着更细腻的心理感受：

“为了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每天上课之前，我都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事先预习一遍。一下课马上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跑到图书馆一边抄一边理解。晚上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入睡，再把当天老师讲过的内容完完整整回忆一遍，这叫‘过电影’。一旦发现有不清楚的问题，马上跳起来查看笔记；直到所有问题都明白了才能放心地睡觉。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些中国男同学对我说，你看人家苏联女孩子都花枝招展，你们怎么也不打扮打扮？我心说，每时每刻想着学习上的事，哪有那份心情啊？！有时周末同学拉我去参加舞会，我坐立不宁，心里惦记着功课，总是中途就跑了。”

沈菊生[U19]向我展示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典型的作息时间表：

“我们大学生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我们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这时图书馆已经要关门了；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的”

语言关就像前进道路上的一片浓雾。面对时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厚墙，进入时感到无边无际，穿越时不知不觉。仿佛就在不经意之间，云开雾散走了出来。大约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听课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坚持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头晕头疼等病症，无法继续正常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上关节炎、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周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