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天，闷热，潮湿。以一般英国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天气可真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这倒不是说，对这类事情，英国现在还保持一套标准。毫无疑问，这只是全球性的温室效应。然而，谈起“年老”这回事，人们都会说：这年头不再有一套大家可以遵循的标准了。三伏天，热得要人命哪。

出外郊游寻乐（以前那可真是一种享受），我心里却尽想着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多年来，每逢三伏天，在家待着觉得受不了，我们就会出门兜兜风。我们开着车子，沿着那条通往牛津城外的旁道，行驶了一两英里后，倏地调转车头，冲到路边草地上――相信我，这样做需要一点技巧，因为后面有一大群飞速行驶的汽车跟随着你。他们纷纷踩煞车、按喇叭、扯起嗓门吆喝叫嚷，但我们不理睬，自顾自把车子开到路边草丛中，颠颠簸簸停下来，锁上车门，蹲下身子从篱笆上的一个缺口钻过去。

记得，我们第一次这样做是在45年前。那时我们骑脚踏车，优哉游哉，溜达在当时还没铺上柏油、往来车辆非常稀少的小路上。河流究竟在哪儿，我们并不清楚，但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血气之勇，我们不顾一切，匍匐着钻过那一丛丛茂密的蓑草，钻着钻着，噗通一声，整个人几乎掉进了河里。蹲伏在河畔芦苇丛中，我们脱掉身上的衣裳，溜进河里，就像两只水鼠。然后我们静静躺在阴暗的、缓缓流淌的河水中，一动不动。就在这当口，一只翠鸟蓦地窜出来，从我们鼻子旁边飞掠而过。泡够了水，我们爬上岸来，并肩躺在艾丽斯的衬裙上晒太阳，晾干身上沾着的河水。这时，一艘巨大的游艇转动着引擎，轧轧轧，在距离岸边只有数英尺的河面上行驶而过。船上的舵手戴着白帽儿，只顾凝视前方。他嘴里咬着烟斗。袅袅烟雾混合着芦苇根部散发出的泥水气味，飘散在河流上空。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条衬裙。前几天我打开衣柜，发现它被塞在抽屉一角，硬邦邦的，上面沾着一团团已经干燥、变成粉状的泥巴。收藏了这么多年，这件衣裳早已褪色了，看起来黄黄的；那条缝在衬裙褶边作为一种装饰、原本是蓝色的丝带，如今也皱成了一团。一时间，我不敢相信，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人，竟然穿过这样的衣裳。乍看之下，这条衬裙就像是从玛丽?安托妮特 的衣柜里拿出来的。那天从河边回来后，我没把衬裙还给艾丽斯。我想，她已经把它给忘记了。

总之，那天我们非常忙碌。我们跟别人约好一块儿吃午餐――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赶回城里赴约。骑着脚踏车回到牛津镇，沿着伍斯托克路奔驰时，我们早已汗流浃背，浑身燥热，就像那天早晨刚出门时那样；那时，我们还没钻过河畔那一片苍翠茂密的矮树丛，也还没发现那条沁凉的河流。一身汗湫湫，我们站在贝赛尔坊一间公寓门前，伸出手来拂了拂头发和身上的衣裳，然后按了按门铃。等待主人应门的当儿，我们绷着脸孔对望一眼，忍不住噗哧一笑。

我们的主人正准备午餐，在厨房里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应门。他名叫莫里斯?查尔顿，是一位才气洋溢的年轻医生，拥有一双碧绿色眼眸。刚出道时，他在牛津大学赫特福学院担任导师，讲授古典文学，被公认为全校最好的导师之一。他教书实在太棒，以至于三年后他就放弃了教职，改行学医；如今他在雷德克里夫医院担任研究员。听说，他对艾丽斯颇为爱慕。这就是他今天邀约艾丽斯共进午餐的原因。艾丽斯告诉他，今天早晨她跟我约好，结伴骑脚踏车到城外参观卡辛顿教堂；她问莫里斯，能不能让她把我带来，大伙儿聚一聚，共进午餐。

面对这种要求，莫里斯表现得挺像个男子汉：他答应了。他已经准备好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这间公寓并不是他的。真正的主人是一位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任教、家道颇为殷实的导师。莫里斯和这位比他年长的男士，彼此之间究竟有没有某种暧昧关系，外人不得而知。看来，莫里斯随时都可借用这间公寓，因为他那位朋友不常住在这儿――这位导师如果不出国到意大利或希腊度假，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学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