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法国的马路空荡荡，难得看见一辆汽车。长长的、笔直的、两旁矗立着成排白杨树的马路，依旧残留着战争的痕迹。我们俩开着车子，一路奔驰下去，沉浸在两人共谱的一首幻想曲中，开心极了。途中，我们穿过一座又一座城镇，一路通行无阻。路旁的标志牌提供一切必要的讯息；一个宪兵站在路口，闲极无聊，拿起哨子猛吹起来；路旁的小餐馆在门口人行道上树立一个广告牌，招徕顾客。法兰西这个国家的存在，既不是为了观光客，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老百姓（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到底是谁呢？），而是为了像我和艾丽斯这样的新婚夫妻――身上没带多少钱，开着车子一路奔驰，倾听路旁的白杨树发出的叹息声――那一株株白杨发出的一声声叹息，规律得就像那年头火车驶过时，铁轨旁电报线的一起一伏。然后，我们会停在一家小小的、只有三两桌客人的餐馆门前，进去享用各种熟食，开怀畅饮红酒（那年头的法国餐馆，红酒有如流水般无限量供应，根本不必一瓶一瓶地买、一瓶一瓶地拔掉塞子）。晚上我们就投宿在狭窄逼仄的小旅馆里。这些坐落在邮局或车站旁的旅社，地板擦洗得颇为干净，但四处弥漫着大蒜和法国香烟的气味。我们遇到的法国人都很沉默，在外人面前偶尔开口讲话，也显得很不自在，但我发现连最严肃的法国人（在我的印象中，法国人一天到晚板着脸孔，不苟言笑，就像一群修道士和修女），都会响应艾丽斯的微笑。

当然，艾丽斯早就认识法国，但那是另一个法国――由一群聚集在咖啡馆、一面喝酒一面写作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组成的法国。不久前，艾丽斯才迷上了萨特的小说《 恶心 》（La Naus■e ）和雷蒙?凯诺的《 我的朋友皮洛特 》（Pierrot Mon Ami ）。二次大战结束时，她在布鲁塞尔的咖啡馆遇见凯诺，透过他，第一次接触到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战前的作品《 莫菲 》（Murphy ）。她对《 恶心 》的兴趣主要是在哲学上的，而《 莫菲 》则赋予她的处女作《 网下 》一种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那时，艾丽斯虽然对存在主义很感兴趣，但也许为了抗拒这种思潮，她却也同时表现出她个性中那比较不积极投入、放浪形骸的一面。这使我想起鲍斯韦尔笔下的少年约翰逊：一心想研究哲学，但“个性贪玩的他总是不能专心”。

我和艾丽斯也喜欢玩。宁静、空旷、冷漠的法国让我们玩得痛快极了。法国的食物又好吃又便宜。每天饱餐一顿后，我们就开车上路，踩足油门，沿着那一条条无穷无尽的道路，一路奔驰。在那年头的法国开车，一转眼，不知不觉间，你就已经跑完了好几百公里的路程。

蜜月途中，我们俩第一次游泳是在法国北部加来海峡附近的一条河川。它是索姆河的一条支流，河水很深，风景十分幽雅。也许，这儿就是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在一首诗中描写的那条河流――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发动一连串功败垂成的攻势时，医疗船队曾经停泊在这里。我们第二次游泳是在南方一座陡峭幽深、林木蓊郁的山谷，两旁山坡上长满松树和栗树。溪水很温暖，四下里静悄悄，杳无人踪。我们脱光身上的衣服，赤条条溜进溪水中。平日作风保守谨慎的艾丽斯，现在也许觉得，既然我们来到了法国，就应该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禁忌抛弃掉。就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我的脚踩到了浅滩中一个圆圆的、光滑的东西。它被埋在软泥里，只露出一截。我伸出双手，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它捞起来。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古希腊和罗马的双耳长颈瓶，土黄色，瓶身上有一两道裂缝。显然，这并不是一件古物――我们在瓶底找到一个商标――我正想把它放回溪中，紧紧跟随在我身旁的艾丽斯却极力反对，央求我让她把它带回家。即使在蜜月旅途中，她还是想保有她找到的一切东西。于是，我们用几张法文报纸把它包起来，藏放在我们那辆小厢型车底部；如今，它躺在我们家花园的一个角落，这些年来在霜雪侵蚀下，早已经变成一堆碎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