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搞发明创造，西上美国开公司当穴头。费尽周折出国的唐骏，压根没把劲头用在学习上，他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能够创业开公司。

“请安”四天，“小手段”得到出国名额

想出国却没有名额，这难不倒“巧巧头”；有名额还需要关系，这也难不倒思维敏捷的唐骏――“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付出努力！”

“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想得那么遥远，我和哥哥十来岁就要盖房子，这段经历是磨练，也是苦难。十二三岁是什么年纪？是开始关注异性、也渴望得到异性关注的一个年纪，而我们却要在精神和体力上忍受那么多。所以，我现在做任何计划，工作、人生、发展，从来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世界变得太快，现在就跟自己说若干年后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

面临大学毕业的唐骏，为自己定的第一个三年计划是出国。尽管他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在研究生考试中，唐骏获光纤通信专业第一名――但唐骏依旧没能取得出国留学的资格，因为他从未当过三好学生。

“北邮”的机会没有了，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只能放弃出国的梦想？唐骏并不这么想。“巧巧头”自有一番盘算：北京这一年一共有75个出国名额，成绩合格的寥寥无几，“北邮”才只有5个学生合格，所以，有些学校肯定会有很多名额用不上！

这个猜测让唐骏兴奋不已，他立刻给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处打电话：“老师，你肯不肯把多余的名额让给我？”接电话的人莫名其妙：“你捣什么乱啊？”也有怒气冲冲的：“我们自己的学生都不够呢，哪里轮得到你呢？”

唐骏知道，太容易做到的事，别人肯定早就做了。他毫不气馁，继续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各大高等院校拨电话，微笑着询问留学名额的事情。

终于，在打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时候，老师说他们的出国名额没有用完。撂下电话，唐骏马上骑着自行车赶了过去。他拿着考研的成绩单，要求转入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主管的老师说：“你可想好了，你就算转过来，也不一定出得了国。尽管我们有名额，但是你错过了时间，出国要由教育部决定。”唐骏很清楚，出不了国，大不了一年之后重新再考一回研究生，这是底线，可以承受。因此他没有犹豫，直接把档案转了过来。但他也同样清楚，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生，想要让教育部的官员单独为自己办这件事太难了。

冥思苦想了几天，唐骏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打听到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是李司长，他就在教育部的门口站了整整四天。每天早上7点不到，唐骏就站在教育部门口，见到李司长，唐骏说“李司长您早”；中午司长出来吃饭，唐骏说“李司长您出来吃饭”；司长吃完饭回来，唐骏又说“您吃好饭了”；再到下班的时候，唐骏再说“您下班了，司长再见”。如此四天。第一天，李司长觉得这人很奇怪；第二天，李司长开始关注这个青年，怕他有什么偏激行为；第三天，他又觉得这个小孩子看上去很可怜；第四天，李司长忍不住好奇，终于开口问他有什么事。

唐骏如实说了。

或许是这个男孩的执着打动了领导，两天后，李司长告诉唐骏：“你可以出国了。”就这样，唐骏获得了去日本读研究生的机会。“我自己的实践已经证实了，要成功没有别的巧可取，就是简单加勤奋。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公司管理模式，目标越是简单就越容易成功。”

留日五年，发明创造源源不断

“在国外求学时，我有奖学金，但我还是打了很多种工，洗过碗，也当过搬运工，虽然都很短暂，但还是留下了很多记忆。那时根本就没感到苦，我不怕吃苦，我当时就觉得很值。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也得到了我想得到的。当你的付出和得到平衡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苦了。”

1985年，唐骏到日本留学，高强度和高密度的学习与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那时连失眠的时间都没有，觉得心情非常压抑。然后就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留日五年，唐骏在学业、事业上都未见起色，倒是一些不经意的小发明，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