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伪装的时代。每个人都会给自己戴上形形色色的面具。在生活交际当中，你很难判断出对方向你所说的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都说人心隔肚皮，想要不陷入别人所设的局里面，识得对方的真情，试探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可以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之中最为耀眼的一场戏。而这场戏之所以能够得以上演，很大方面应该归功于杨虎城的试探法。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曾积极支持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并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以关键性的支援。然而正是这个蒋介石，在日寇大兵压境下，严令他对日不准抵抗，先失去东北三省，后又丢掉热河，还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回国后，蒋又命他率东北军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又到陕甘“围剿”红军。两次“剿共”使张学良损失了几个师，蒋不仅不体恤，反而顺势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编制。蒋用打内战来消灭异己使他愤恨不已。

10月22日，蒋介石在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胁迫他们攻打红军。张、杨表示应联共抗日，即遭蒋喝斥。蒋还将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进攻陕甘的红军。10月27日，蒋在西安向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军、十七路军部分军官训话，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蒋介石逮捕沈君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的“七君子事件”。

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剿共”和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恶劣行径，使张、杨两位将军痛心疾首。

12月4日，蒋介石又飞到西安，再次严令张、杨开赴陕北“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他们不愿去，便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替赴陕甘“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去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团结抗战。回顾东北三省丢失，华北又在日寇虎视之下，张学良声泪俱下。然而蒋介石竟拍了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频繁晤面，都有心对蒋发难。可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身家性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在对方亮明态度之前，谁也不敢轻易开门。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迫，双方却是欲说还休。

杨虎城手下有个著名的共产党员叫王炳南，张学良也认识。在又一次的晤面中，杨虎城便托他之口说道：“王炳南是个激进分子，他主张扣留蒋介石！”张学良马上接口道：“我看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于是两个聪明的将军开始商谈行动计划。

当时，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城大得多，且又是蒋的拜把子兄弟。杨虎城如果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摆在张的面前，而张又不赞同，后果实在堪忧。于是便借了并不在场的第三者之口传出心声，即使不成也可全身而退，另谋他策。这么做，兼有拉“挡箭牌”的自保功用，妙不可言。

在这样的试探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得以上演。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后经各方谈判，终于使得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此中华民族得以团结在一起，一致抗日。

可以说，正是杨虎城的试探成全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名。如果杨虎城不试探的话，贸然行事，就很容易掉进别人设的局里面。所以，通过试探得到真情，就能够避免自己掉进别人的局里。

在生活当中，先试探，后深入应当成为我们谨慎行动的准则。为什么？古人曰：“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真话难得，尤其是那些所谓见过世面的人，见面就寒暄客套，东拉西扯，不明所以，莫测究竟，甚至像俗话说的：“当面喊大哥，背后操家伙”。这样，往往一些直肠子的人，也就是不懂试探之道的人免不了吃苦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