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个护士，我有一个奇特的童年，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因为没有父亲，我不知道如果拥有父亲的呵护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父亲的角色由我的母亲扮演着。在母亲去工作时，她的角色便由祖母承担起来。因此，我们的生活相当拮据。

“我的祖父依然健在，我的童年非常快乐。回顾过去，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因为没有父亲，我和姐姐十分亲密。当我们流连于节日盛会时，我们不需要别人照看，母亲十分繁忙，没有时间来照看我们。我们由此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需要父母照料的孩子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

商业？什么使他涉足其中？

“我认为，”他说，“我的祖父给我的影响很大。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尤其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得益于理论知识与自身的才智，另一方面得益于商业实践经验。如果你在我10岁或12岁时问我的话，那么也许我会告诉你最终我会在商业领域有所作为，也或许会在工程学方面……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父亲，我便拥有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童年。同时，也受我的祖母和母亲的一些特质的影响，我拥有更多的自信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我是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刚愎自用。当然，除了以上的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因素，那就是我是60年代的学生，那是一个自信的年代。当时甲壳虫乐队非常火爆，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我也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博士头衔，撰写论文并著书立说，并因此获得著作权，这些都非常有趣。虽然成为一名博士生令我非常欣喜，我也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但从未打算将我的余生用于学术研究。”

那么，他为何又终止了自己的技术经营活动呢？他耸了耸肩。

“我是一个对世界如何发展变化感兴趣的人，并热衷于创新。如果在1948年左右，我也许会对生化方面感兴趣，至今我还在思考一些有关肌肉痉挛的问题。谁是真正的物理学家？是那些为了在战场上能够掌握主动，而去研究生物学并以此为快乐的人，那是一个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有所为的时期……如果在19世纪，我也许会为自己能够在海湾的出口建造一座桥梁而高兴，在19世纪初，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唯物论方面的哲学家，将会迸发出许多伟大的思想火花，也许我会在汽车工业领域小有成就，那将是十分开心的事情。如果你能参与到思想和工业的伟大运动中时，你会觉得其乐无穷。”

因此，当新技术时代兴盛时，当电子世界向其招手时，波特是抵挡不住这些诱惑的。他为什么会如此成功？――仅仅是由于他有聪慧的头脑？他笑着回答，“不是的，而是百折不挠，是勇于承担风险，是不断地超越自我。”

“我非常幸运，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莽撞。我非常地自信，这使得我能发现很多机遇。我看到许多谨小慎微的人或者说是根本没有机遇观念的人，他们永远蜷缩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体会不到机遇所带来的兴奋感受，结果是他们也未能获得多姿多彩的人生。在英国，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年轻一代人身上更多的只是谨慎，他们太缩手缩脚了，他们谁会想到向年轻人推销养老保险？”

是否由于出生于远离英国的非洲，而对自己的一生有所帮助？是否因为是移民而更敢于冒险？

“是的，”他用带着淡淡的南非口音说，“我想是这样的，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的。如果你远离英国到了其他地方，你都会少一些畏难情绪而多一些开拓精神。”

也许真是这样。他的海外背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他能透彻观察英国所发生的一切――因而他不满足于现状，希望尝试更多的事情，几乎不考虑别人的看法。也许因为学术方面的背景以及他所从事的技术工作，使得他拥有创新能力，能驾驭新商业方式，开拓新领域。

走下技术神坛

凯文·凯利，一名网络经济的先知先觉者，前《连线》杂志的执行编辑，洞察了未来的商业活动模式，他花费10年时间，在他的《失去控制》以及《新经济，新规则》 穴  雪的著作中详述了未来的商业活动。他预言，在未来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将变得非常重要，彼此信任以及人际关系等无形资产蕴涵着巨大的价值；公司的治理机构体系将会彻底改变。正因为他有如此独到的见解，政府及一些商业集团给了他大笔资金让他论证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