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度精神失调的孩子

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能上大学，人们对学生们的不同“学习方式”，或者说是学习障碍本身，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如果你不存在语言表达的问题，那么你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谋生手段。

但是，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收入的工作，都要求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而大部分大学又把高水平的思维作为录取学生的要求，于是，人们对学生们的阅读、写作、拼写、推理、记忆和组织信息的技能，忽然间更加关心了。结果，有大量的年轻人被诊断为患有学习障碍、精神失调和以前未予注意的其他病症。

当然，不应把有学习障碍的年轻人混同于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孩子，令人遗憾的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孩子的数量也在增加（儿童自闭症患者的数量自1992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九倍；而在1977年到2000年之间，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儿童的数量激增了138%）。不，大部分今天被诊断为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所表现出的微妙症状，在一代人以前很可能就是一种未被注意到的症状，对这些症状的认识，因对儿童发展以及对家长与学校的研究的加深而更加深入了。

差别早在孩子们学步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个孩子，在25年前可能被认为是“易激动的”，现在就可能被诊断为“感知综合机能障碍”（Sensory Integration Dysfunction）。患有这种症状的孩子，或者感知意识过度，或者感知意识不足，所以他们会认为灯光太亮，声音太响，或者是感到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

一个孩子，在25年前可能被认为是“运动能力低下”（Non-athletic），而在今天，很可能被诊断为“动作计划”（motor-planning）有问题，或者说是在身体运动的计划和实施方面智力低下。

新的精神失调的类别在不断增加。所以从孩提时期，到儿童时期，再到少年时期，孩子们被诊断为患有阅读、书写、说话、倾听和计算障碍的人数，简直可以说是像爆炸一样在增长。根据联邦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EDA）关于“特定学习障碍”的定义，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的数量，在过去的30年里增加了82%。

我们发现了更多可以叫得出名字的病症，是不是恰恰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更加关注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说清。环境和其他因素很可能是造成病症激增的原因，但是，只要对孩子们的状况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命名和分类，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病症，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是什么人在积极地推动这样的考察呢？当然是有钱的人。虽然不同收入的家庭都会出现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但是，热衷于探根究源的实际上都是中上阶层家庭。（说到底，除了他们，谁会认认真真地花费金钱和时间去找出自己孩子的智力仅仅为中等的原因呢 ）

今天，大部分学费昂贵的精英学校，不仅有老师，而且还有在每一个孩子的重要发展时期负责关照他们的“学习专家”。现在，阅读、写作和算术运算一般都要包括对注意力、感觉综合和动作计划的关注。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虽然在低收入社区，“特殊教育”（special ed）常常表明不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富人社区，到了12岁还没有职业治疗师、演讲教练或者是社会情感顾问，实际上却意味着父母的疏忽。

以“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为例，1990～2005 年间，在参加测验的考生中，获得额外答题时间的人数翻了一番，在全国200万考生中足足有4万多人。这样的测验是不可以随意要求增加答题时间的，提出增加答题时间的要求，必须要有心理医生出具的证明考生具有学习障碍的文件，还要有该心理医生为该考生中学期间所有常规考试出具的增加答题时间的证明。谁能得到所有这些证明材料呢？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有时间和有金钱的家庭，他们能够请得起专家，可以负担评估和治疗的费用（当然，他们也是断定额外答题时间必要技能的积极推动者）。

2005年，有4万多参加“学业能力倾向测验”的中学生获得了额外答题时间。这一数字相当于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德克萨斯大学（Texas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北卡罗来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奥拉尔·罗伯茨大学（Oral Roberts University）、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德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Texas A & M University）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入学新生的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