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数据。

我在历次竞选中提出一个标准的关于投票意向的问题是，人们投票支持一位候选人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1）问题（2）个性（3）经验。我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三者对领导者而言都是重要的，而且难以按重要程度对它们加以排列。

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相当多的选民――48%――认为，候选人执著于问题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的是个性，占32%。选民们的一致之处，是他们都把问题作为投票时最重要的考虑，无论他们是否上过大学，是否信仰宗教，也无论来自哪个种族。不同之处则在于收入的差别。只要选民的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的魔线，相当多的人的首选就会转变为个性。如下表所示，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人中，以问题为首选的人占51%，以个性为首选的人占30%。但是，只要收入达到10万美元，首选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45%的人会以个性为首选，而37%的人以问题为首选。

这是29个百分点的变化，民意测验把这种变化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个性”有时可以体现一个人某种最重要的品质，例如可靠和正派，但也常常意味着某种一时的和表面的东西，例如，喜欢与某个人一道喝啤酒。当然，讨人喜欢和个人魅力是选择总统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比解决医疗保险问题和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吗？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不是这样。坦率地说，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持肯定态度的还有媒体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等报刊认为，它们过去过于严肃，没有抓住关注个人的趋势，所以，《纽约时报》现在有了撰写人物心理文章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新闻记者马克·莱博维奇（Mark Leibovich）关于候选人个性的文章也登上了报纸的头版。《纽约时报》的作法不过是在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后尘，《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例如洛伊丝·罗马诺（Lois Romano），多年以前就开始关注个性问题了。2007年 3月，甚至《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也刊登了关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服饰，关于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的娃娃相和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与权势人物关系的文章。突然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开始刊登闲话类的文章了，而《克利夫兰直言者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和《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却开始刊登深入分析问题的文章了。在今天的精英们眼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过于死板，他只适合做大众和平运动的领导者。

就许多方面而言，智者变成了愚者，傻瓜变成了聪明人。有多少脱口秀的嘉宾的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有多少记者会与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芸芸大众谈话？精英们的信息圈主要是由10%收入最高的人构成的，虽然精英们过去也曾推动过更实质问题的讨论，但他们今天的作为却恰恰相反。今天的精英们更热衷的是漫谈，他们讨论的不再是实质性的问题，他们把讨论引向了表面的问题。

如果以上所说的“小报变大报”（Tabloid Papers of Record），“大报变小报”（Real-News Rags）的现象，不是一种怪异的现象，那么它就有可能说明一个问题，精英和大众看待领导者的不同方式，已经对总统选举的失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竞选捐助的法律发生了旨在使金钱与政治相分离的变化，一批新型的“越来越重要的捐助者”涌现了出来，他们能够对候选人的选择和竞选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影响。现在，少数捐助者捐赠大笔款项的情况，已经被捐赠额为10000美元以内的大批捐助者所取代。这些捐助者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0万美元。（除了他们，有谁能够在纳税之后为一位政治家的初选和大选分别捐赠2300美元呢？）如上所述，这表明他们几乎都不是主流的选民。

现在来看看新型的政治捐赠者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1974年水门事件之后，国会为了清理政治捐款的混乱状况，通过了一系列改革竞选捐助的法案，以限制竞选捐款的额度和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这些法案没有对“软钱”（soft money）――用于一般“政党建设活动”的政治捐款――做出规定，例如利用软钱捞取选票。所以，几十年来，关于软钱的条款被滥用了。2002年，国会通过了一套改革法案，法案取消了软钱，但把“硬钱”（hard money）――个人向候选人的捐款――的最高限额提高了一倍。（以2007年为例，每一个人向每一位候选人捐款的限额，是初选和大选各1300美元；每一个人向每一个政党的捐款限额是28500美元，两年内联邦选举的捐款限额为108200美元）但是，这一届国会没有对非赢利组织的捐款做出规定，所谓非赢利组织，就是根据税法527条组建的政治团体。现在，527团体（例如右翼的“寻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组织 [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争取美国进步”组织[Progress for America]；左翼的“前进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忠实于政党的有钱人筹款，而且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去做以前政党所做的事，例如，为某些问题做辩护，播发有针对性的商业电视节目，以及捞取选票，等等。

我认为，2002年的改革激发了两种人的捐助热情，而且提高了他们捐助的重要性。第一种人是“大捐助者”（the Mega-Donors），也就是非常有钱并认为有责任捐款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把钱捐给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而是把钱捐给拥护某一政党的527团体，他们把自己称为射手。2006年的中期选举，527团体筹集到的资金大约有亿美元，与2002年的筹款额相比，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据2004年的报道称，五位大捐助者（其中的两人是一对夫妇）为倾向于民主党的527团体的捐助款项高达7800万美元，约为民主党所获捐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第二种人是“精英捐助者”（Elite Donors），即夫妻二人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10000美元的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而且一般选民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与他们无关。他们有医疗保险，有学校，有住房。他们大多是占人口5%的收入较高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占人口1%的收入最高的人。美国的政治候选人与人共进晚餐的时间，这些人可能要占去一半，而另一半的时间才属于其余95%的人。

这样，向527团体捐款的大捐助者和日益强大的精英捐助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在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捐助者群体――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想法与选民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仅与选民的想法不一样，而且把讨论引向了更加表面的问题。过去的精英们创办了大众广播公司（PBS），但是，今天的精英阶层是不会收看大众广播公司的节目的。

关于领导集团彻底脱离大众的经典描述，是暴君尼禄（Nero）在罗马城发生火灾时仍然在弹琴作乐，不过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另一面却更加清楚地证明，选民不是傻瓜的原则，是完全适用于大众选民的。与以往相比，大众选民的思想更加敏锐、见识更加广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且，他们更加实在了。所以，如果能把喋喋不休的精英和不切实际的记者的那些说法抛到一边，你就能够与某些非常聪明的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