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爸和我妈的故事，我所能知道的的确很少，因为他们彼此展开情感的小翅膀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只有吵架的时候，我妈才会把那些老底儿抖搂出来，大约是当年我爸看上了我妈的同学，写情书的时候错递到我妈的手上，于是将错就错，最终将我这个“大错”给制造了出来。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否真的应该来到这个世上，倘若那封情书送对了地方，今天蹦跶在这块土地上的家伙还会是我吗？还会像我一样长得四体不勤、五谷丰登吗？这曾经一度损害了我的自尊，却锻炼了我的想象力。我甚至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直到现在，我那个两鬓有些斑白的老爸，写一封语句通顺的信都是很艰难的，总是斟酌再三，无从下笔，好像杂技团里蒙着眼睛掷飞刀的演员。

我家的老相框里，至今还保留着几张相片，黑白底，照出来涂颜色的那种，通常把人的嘴唇涂得很红，吸血蝙蝠似的。其中，就有我妈梳着两根油光发亮的大辫子的青春照，她的两个腮上好像也细细地打了一层粉，仿佛刚喝了一场无关紧要的小酒。也有我爸的一张，穿的是军装，两只手插进裤兜里，嚣张跋扈的样子彰显着无辜而蓬勃的青春。

我妈当初的志向很简单，嫁一个工人，跟他生一个工人阶级的娃，吃工人阶级的皇粮，那饭碗还是铁的，敲起来清脆作响。不过我妈基本上没过过好日子，结婚的时候只有两双筷子、两只碗，吃饭的桌子是我爸卖电器时剩下的纸箱，很矮，吃饭时要把腰探下，勾着手去捞。那间屋子只有几平方米，光线很暗，地上的红砖因为潮湿而生出一片滑腻的苔藓，常年释放出一股阴惨的湿气。没有厨房，做饭的地方是在外边临时搭起的一个小棚子，外边下大雨的时候，里边会下小雨。炒菜的时候，因为舍不得放油，连锅里的菜都要受罪，滋啦一声冒出很多的烟，烟顺着墙溜进那个屋子，能把人呛得流眼泪。就是那样的一间屋子，我们也住了很长时间，直到我懂事。懂事的标志就是记忆力有了质的飞跃，能很快把一句骂人的话学到手，而且下一次骂人的时候把这句话像飞镖一样甩出去。

80年代的冬天很冷，有时屋檐下会结十几厘米的冰凌。太阳一出来，冰凌就开始融化，滴滴答答的水就砸出一条深浅不一的小河。直到现在，我对那个小屋还抱有很深刻的感情，因为我刚学会拿筷子上桌吃饭的时候，曾经在那间小屋里打落了一只碗。那只碗里盛着接近沸点的开水，我的大腿内侧当时就熟了。我的父母手足无措，惊慌之余抓了一把做馒头用的食用碱给我敷上，这个雪上加霜的举动很快使我疼晕过去。可以说，这个狭小肮脏的住所，在80年代带给我更多的是不幸。

虽然从小住的地方很脏，但我患有一种罕见的精神洁癖，本能地拒绝着各种有关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甚至老舅生殖器的动情描述。这种精神洁癖一直维持到高中，等上了大学，认识了一帮好人之后，我就能很得心应手地操持这些污言秽语了。我刚记事的时候喜欢做梦，噩梦居多，主角比较固定，总是一只超级肥大的兔子。兔子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兔子的眼睛，大大的、红红的，像牛的睾丸。那只兔子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跟我见面，见面后我们就开始玩“吃人游戏”，它在后面追，我在前面跑，撒丫子狂奔，速度比刘翔还要快。游戏的结尾总是一样的，它把我逼到一个死胡同，然后蹲在那里，用那双牛睾丸瞪着我，直到把我瞪醒。睁开双眼的时候，枕头上通常会湿凉一片，我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梦。这个世界应该是人吃兔子，而不是被兔子吃，即使被吃，也应该是被人吃掉——我上学的时候，政治课本里一提到资本主义，就形容那是“人吃人的社会”，这个“人吃人”，真是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