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超我”意识是将“我想成为某人一样”的理想模型当成了“自我”来看待，构成道德心和罪恶感这两种意识的统一体“本质性超我”。但是，“本质性超我”未成熟的成员，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了首领身上，想成为和他一样的、超越自我的理想也会替代组织的忠信伦理。与此同时，一般的普遍道德观或伦理意识、责任感将相对削弱。

随着统一集体价值观的形成，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就会愈发强烈，他们就越能在这个集体中得到安全感，并屈服于首领所具有的威慑力和权威，感受到比本人所具备的更强的无所不能的感觉（omnipotent feeling）。这种人越是忠实于组织，其本身所感受到的这种超越本身的力量就越是强烈，与此同时，个人的信念也会随之下降。他们似乎已经不再关心自己是谁，而是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到了组织和领导者的命令与安排当中。

分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这番理论我们就能发现，正是这些痞子们在集体宿舍里贴上组织的“行动纲领”，要求以唯命是从的态度彻底贯彻上级的命令，才创造出了封闭性的集体文化。在父母们看来，他们不明白这些原本乖巧伶俐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他们那些毫无顾忌实施的残暴行为，对组织帮派领导的俯首称臣，完全是不能理解和体悟的。

尽管如此，人是不可能突然一下就改变的。这些帮派成员之所以形成后来的行为和意识，都是因原本的价值观在偏离正常轨迹后走向的歧途，其中包括 “擒服性心理”。

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因素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论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提出过本性中所存在的攻击性和性欲这两种内在冲动。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论人性（On Human Nature）》中提到：属于智人的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举了马来半岛上的塞芒族的例子。

塞芒族的语言中不存在“杀人”和“杀”的词汇，最具有攻击性的只不过是“打”而已，他们有着非暴力性的传统文化。1950年，英国政府为了与共产主义游击队展开战斗，征召塞芒族的男性入伍。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浴血杀敌。但是在战争开始之后，疯狂的杀戮让这些“文明”的 塞芒人立即进入到了杀人的快感当中，他们烧杀掳掠，嗜血成性。这就证明了人类最初的性格中存在着暴力倾向，大环境的逼迫，使人类杀人的狰狞面貌得以展露。

社会的发达促使人类原本的攻击性受到驯化和压抑，并把它深埋在了内心的深处，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方向。人们还能感受到那蜷缩在深渊的攻击性，如休眠的火山一般，对难以预料突然爆发的情绪而感到惶惶不安。尽管是君子圣贤，也难免会有脾气暴躁的时候，心中肯定也会有“想杀死这个家伙”的冲动。但是，休眠火山的爆发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类的性情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理性的麻痹，令冲动激荡全身。因此，人们总是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怒气，防止“爆发”的事情发生。

另外，当藏在心中的恶念骚动不安时，我们习惯于将它们抛得远远的，这称为心理抛射（projection）。通过对痞子们在外表上的辨识，我们把自己和他们之间进行划分的本质性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畏惧，而是因为这些人恰巧代表着曾经藏在我们心中，并且被我们抛弃的恶念。因此，每当我们站在远处，看着他们那刀光剑影的未卜前途，便可以明显对比出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的善良。人们为了逃避自己内心善与恶的两面性，习惯于用外界绝对的恶来对比自己心中所存有的善。

就像是月亮的阴晴圆缺、城市中的昼夜交替，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难以猜透内心的攻击欲望何时会突然爆发，于是只能怀着忐忑不安入睡。这种念头在每个人的脑袋里迂回萦绕，却又阻挡不了人们对黑帮影片的喜爱。影片中的暴力几乎已经上升到了美学的境界，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厮杀场面激起了观众的快感。在多数人眼里，黑社会中的血雨腥风都只是停留在影视剧中的远离现实生活的情境，有时它也存在于人们的幻象之中。它凝聚着人们心中最原始的那份“恶念”。

我们觉得可以相信依赖的人，只存在于童话或者是影视剧当中，而且，不介入他人生活的个人主义意识以及维持表面性的亲昵的原则，成为人际关系的主旋律。然而，人际关系越是沿着这个趋势迈进，个人所要承担的包袱就会变得越加沉重。一次失误或是一次错误的选择，会让千里之堤毁于一旦的危机意识，像蛛网一般黏满了整个灵魂。

内心的不安感越强，就越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如救世主一般的领导人。不用思考任何事情，一切就按他所说的去做，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进入他的组织中，就不会再产生苦恼；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下，也没有必要为了做出选择而不知所措，只需按照行动纲领，并绝对服从领导的安排，就可以去往“梦想的国度”，不管那里多么肮脏，多么辛苦，相信也会从中体会到幸福。因此，人们看黑帮电影中的头领，或者历史剧《大祚荣》、《朱蒙》时，就会产生为领导能力而苦恼、狂热、憧憬的复杂心理。

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中，对于坐在扁舟之上、手拿指南针要划桨而行的现代人而言，富有决断能力的头领的存在，就如同能把船舶引向海岸线的灯塔一样。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的德国社会里，希特勒的出现让陷入阴霾的德国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纳粹主义让德国国民团结一致。“乱世出英雄”这句话也可以适用于此，社会越乱，人们就越是希望出现一个领导人来颠覆局势，从而把伦理、道德观念放在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