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肉身状态

2007年用自己的钱买过一份《南都周刊》，惟一一份，“中国上网二十年”那一期。现在网络文化研究越来越热，官家研究网络与舆情，象牙塔里研究网络媒介的交互理性小对体冷与热或者大众文化狂欢的数据模型，媒体中人琢磨着互联网如何声色犬马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这份周刊基本上成功，因为它少有的不装，并且深入互联网空间，用自己的切身体会真实描绘出中国互联网发展二十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有个观点：关注互联网的发展，剥离开网民单纯谈网络媒介传播的技术特性造就的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美学，就如同剥离开我苦大仇深，有着强烈身体和精神饥饿记忆的父亲母亲去谈春晚一样不恰当。

不幸的是，我们的网络研究者，往往就喜欢这样做。所以，要真正在思想的层面理解中国互联网，目前来说，最好还是多在网络上泡一段时间，再去关注一下《南都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这类的媒体，否则只会得出些不着调的互联网出现对中国文学发展有利有弊、新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造成极大冲击等等的结论。这种对互联网研究的不着调表面原因是他们对互联网的“地平线”想象，更深层次上是传统学者对于新媒体始终存在着的隔膜和恐惧。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挺复杂，既有思想僵化的中老年人对于一切改变现实秩序可能性的本能反感，又有圈中“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技术的变态崇拜或者恐惧，还夹杂着咱们中国当代学界对常识的置若罔闻。

总之，这些互联网研究者们都在努力地建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描画互联网未来的一种道貌岸然状态。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他们的价值却就在于互联网目前的一种“非道德”状态——正是因为在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眼里互联网是非道德的，学界关于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互联网的描绘才能获得意义：分一杯羹——这是现在互联网“研究”的先验前提。

“中国上网二十年”这一组文章中我最喜欢看五岳散人那篇《我所知道的中文网络色情》。这篇文章之所以深得我心，既是因为所有不求上进青年的成长经历往往惊人的一致，更是因为它揭示了某种真相——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样板戏揭示真相方式迥乎不同，类于《皇帝的新装》中欠扁小屁孩那种。真相就是：互联网存在一天，网络上的情色就会存在一天；免费的午餐互联网大众化了多久，网络色情就存在了多久。这个可不是瞎说，在欧洲发明互联网、美国因为害怕核打击而发展这个技术的同时，那些科学家与军事专家们就曾在初级的互联网模型上传输过美女图片，主要是考察传输的速率与成像的精确度。但正好也成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所有方便的传播方式都无可避免地成为“食色性也”的注脚。互联网技术最基本的生存逻辑也就在于此，所有打算封闭它的想法，除非一剪子剪掉网线，否则就是一种痴人说梦的胡话。网络色情也是如此，只要互联网存在一天，它就不会消失，说白了，只要人类还有繁衍的能力与欲望，这个世界就还是这么运转着。

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互联网很黄很暴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转化为我们在今天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与性欲的问题。这里提到的“我们”不包括如下一些人：不知王小波为何物的文学研究者；主张我们应该压抑自己以换得苟且之时加倍快感的专家等。“我们”就是一群老老实实，有些男女欲望，但除了老婆以外一般有贼心没贼胆，又没有机会在演出后与女演员握手合影的普罗大众，是除夕夜手捧着热气腾腾的韭菜馅饺子端坐在显示器前炮制“天涯”那个有几千万点击率牛贴的网民。

福柯《性史》的第一部分叫做“我们‘另一种维多利亚人’”，他说：“很久以来，我们维持着一种维多利亚式的人生规范，甚至今天仍受到这种规范的支配，因此，关于性我们压抑克制、羞于言说、虚伪不堪，这些又被看作是品行高尚而备受崇尚。”看来，正襟危坐不是我们这个国度的特产。不过，有意义的是，他接着指出，维多利亚时代同时也是色情文学在英国的黄金时代，这就不由让我想起咱中国男女差异最小（敬请参阅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多生出来几千万人的那段时间——千万不要对我说父母那代人只是为了建设美丽新世界增加社会劳动力而努力。

实际上，肉身问题是当代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如何理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欲望，在工具理想盛行的时代，在真道德或伪道德泛滥总有人喜欢扮演牧师信口雌黄的时候，当面对不断膨胀的权力话语体系每个人萎缩成一连串数字的时候，如何理解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体，如何安置我们的欲望就成为一个哲学命题。当然在这里我们会体察到互联网映出的人文思想者的内在悖论，那就是被认为是与人对立、会带来人严重异化的工具理性产物反而带来了马尔库塞所谓的新感性。也就是通过回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乃至我们的欲望来对抗虚伪的权力统治。可当这种新感性真的赤裸裸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们往往没有勇气去正视一眼，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们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如果承认肉身问题本来就是互联网不可能舍弃的一部分，是互联网的内在属性的话，不妨进一步追问：互联网上的这些情色究竟有何意义？它是互联网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获得的怎样的身份？

福柯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发明了一个新词——“异托邦”（heterotopia）。异托邦不同于乌托邦，乌托邦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虚假想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异托邦”是权力在现实中划定的一块超越之地。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另一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演讲中，福柯进一步发展了“异托邦”这个概念，指出包括养老院、精神病院和监狱等均属于异托邦，是“偏差的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离了社会规范的人群的地方。有研究者总结说：“某种程度上说，‘异托邦’其实是一面‘照妖镜’，镜子里存在一个非真实的空间，像是有一个幽灵在勾勒现实的模样——倚仗真实的镜子打造非真实空间以让我们看见真实的在场。‘异托邦’是认识社会的一个异质性介质。异质空间的出现，可作为检视隐性社会现象的契机，它不仅仅能印证主流社会的病征，亦能互补其尚未达成的使命，成为思想和实践的另类场所。”如此看来，互联网乃是我们今天的异托邦。如同它的前身——“旧社会的天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民党女特务”一样，成为主流社会证明自己的想象空间，所以互联网的色情、暴力、虚假（或者叫虚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它的本质属性，因为它必须具备这些东西才能成为“合格的异托邦”场域。

但是异托邦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异托邦既是一个灰色的、暧昧的性感地带，又具有强大的颠覆能力，虽然这种颠覆只能是拉康（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意义上的对体的颠覆——性乱颠覆伪道德，草根颠覆精英，对话颠覆独语，肉体颠覆精神，盗版颠覆正版，异托邦颠覆乌托邦，未来颠覆历史，边缘颠覆中心。所以，我并不完全认可“异托邦具有多重乌托邦的形式，是开放，是解放，是希望”。恰恰相反，异托邦只能在和主流社会的若即若离中去确保自身的存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福柯等人在西方社会的边缘着手揭示真相如性、疾病、精神错乱、监狱，却无力真正摆脱主流社会的原因吧。

主流社会是如何维系与异托邦的关系的？借用拉康的观点，是通过“对对体的凝视”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不断给大众暧昧的灰色空间而又不断给予惩戒的凝视，通过这种凝视使每个社会个体承受着原罪，从而不得不接受被管理、被惩戒的身份，这是主流社会希望与互联网形成的最终稳定关系——很多中国网民不知道，依照官家的规定，观看网络的情色作品亦属违法。我们且看最近的一篇评论，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下，确实是真的。2004年，四川警方抓捕传唤两位在家中浏览色情图片的居民，警方称查处“在家上黄色网站”依据的是公安部33号令，当时四川省公安厅网监官员称：“点击、浏览、查阅色情网站也是违法的。”所谓的公安部33号令，即1997年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第六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淫秽信息。

再看看上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怎么规定的。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是：“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行为，也即指传播性、营利性的“复制”，不包括个人性、研究性的浏览、下载。个人性、研究性的浏览、下载是不犯法的。即使传播也只是受到公安部门的治安处罚。从位阶上来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普通法律，部门规章跟法律冲突，自然部门规章是无效的。

互联网很好地充当了异托邦的角色，但麻烦在于，对于主流权力而言，它又是最危险的异托邦。时刻处于对话状态的互联网往往不安于自己的身份定位，一次次用反凝视来凸现现有权力秩序的暧昧与虚伪。互联网的肉身状态是高悬在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主流社会为确认自己而给予互联网的身份定位。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野性的网络不断超越自己的这一定位，推动整个社会秩序的变化，而且这种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力——除非有一天真的被人用剪刀把房间里的那根白色网线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