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这是知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描述。《南方都市报》刊载了他与另一位学者应星商榷的文章《新父朽败之由来》，在文章里他又一次提到了这个让人其实有些麻木的刺激性词汇。虽然是“商榷”文章，实际上这两位学者的意见差别并不是太大，都痛感于知识阶层的堕落，都在为中国学界的腐败而忧心忡忡。差别在于，应星更多将火力对准着今天掌控话语权的学术领袖，对这群喝狼奶长大的父辈种种劣行展开了激烈批判，而郑也夫则主张堕落的并不仅仅是哪一代人，更挑明了“用糖果塞住你嘴巴”的绝妙设计，设计之下，无数青年才俊志士仁人尽入彀中，整体堕落，也就自然而然。

这场谈论中，我更认同郑也夫先生。因为如果单纯纠结于哪一代人应该承担责任，一来未必符合事实，二来很容易遮蔽掉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在我看来，被应星批评的知青一代学人，至少还拥有过20世纪80年代的美好时光，有过一段如饥似渴阅读、思考的经历。与应星先生的观点不同，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悲观的结论：学界中人，似乎是一代比一代更“成熟”。

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郑也夫先生还是应星先生，恐怕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说出来又能如何？似乎是要与他们的讨论相呼应，两条相关消息几乎同时进入到公众视野，2010年2月4日，《新京报》报道了北大法学院将要实行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而工作量则与所谓学术成果挂钩。与此同时，2010年2月7日，同样是《新京报》的消息，2010年中国研究生数量将继续膨胀，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研究生扩招2.5%。

关于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大师的问题在这些年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批评中国高校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堕落，评判大学体制官僚化造成的评价体系之扭曲和论文大跃进，批评中国大学扩招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这些声音不可谓不强烈，但是将最近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地步。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长平先生在评论毒奶粉卷土重来时说，舆论要发生作用，必须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当舆论根本就不被在乎，甚至舆论也自身难保，公义何可寄望？我觉得，这个判断，不仅仅适用于毒奶粉事件，也适用于中国大学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其他事情。

老师变成老板，教师或被迫或主动地大量制造论文垃圾，不断扩招的学生更谈不上获得良好教育。这基本上是中国大学今天的现状，而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自我运作自我认可自我表彰则是中国大学越堕落，越膨胀的原因，这些似乎已经成了社会某种共识。不过在基本游戏规则始终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究竟如何遏制这一不断加速的下坠过程呢？也许，像秦晖先生、萧翰先生那样明晓并坚守价值立场，勇敢放弃“糖果”，倒不失为学术个体在这个时代有承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