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传媒界、文化界关于韩寒的争论一直存在。从韩寒出现那天起，他就是一个争议人物。今天在内地互联网上还能看到一段视频，十年前的一次电视节目。青涩的韩寒面对一群质疑者，大学教授、社科院专家、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和对这个不好好学习、几门功课挂红灯的小伙子表达质疑的观众。看这个视频，我有些惊奇地发现，十年时间，虽然他的写作可以说是从文学转向了时评，但韩寒基本上没有改变。

变化的是时代。十年前那些质疑韩寒的专家学者们已经不见踪影，因为这十年是学术圈分化严重的十年。正统的更加正统，体制内，精神生存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但提供给匠人学者们的物质财富与声望却不断膨胀。于是我们看到当年曾经有意走出书斋的一部分人又回去了，当时那些忙着质疑韩寒的学者们，十年前在传媒上活跃的人物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那个品学兼优的女同学，也和不少好学生一样，用脚投票，远嫁异乡。

十年后，关于韩寒，大陆又展开了一论谈论，这次讨论的背景是韩寒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流传媒人物，其博客浏览量达到天文数字，他的照片成为不少媒体——无论是时政类还是生活类，甚至时尚娱乐类报刊的封面。这个青年人，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某种标志性人物。

但是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一部分观察者眼中韩寒“社会宠儿”、“大众英雄”的形象。当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世界最具影响力人物，韩寒榜上有名的时候，对韩寒现象的抨击也就开始了。从韩寒是否真具有世界影响力到韩寒对于中国价值何在，讨论一步步深入，实际上已经成为对于中国当下社会整体认识把握的分歧。

对韩寒，准确地说，质疑是从一份新锐报纸《时代周报》开始的，这家报纸创刊时间不长，却因其严肃深刻的政经报道和犀利到位的评论成为中国传媒中的一匹黑马。这家报纸的评论版为韩寒做了一期专题，并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方式”。而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更是刺眼：《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虽然作者彭晓芸声明在她眼中插科打诨不是坏事，可是自然，插科打诨也不是什么好事。

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韩寒是用文字带领着大众插科打诨。这个说法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在更早前美国《时代周刊》说法其实有些类似，刘禾认为：“韩寒实际上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

刘禾的说法存在明显问题，因为将韩寒与消费文化等同起来实在不符合实际情况，据韩寒自述，作为中国最顶级的赛车手和写作者，他现在的财富还不足以在上海市中心买到一套大些、体面些的住房。刘禾的描述很大程度上适用郭敬明而非韩寒。

但是仔细琢磨下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彭晓芸还是刘禾，文章观点其实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由于韩寒与民众过分密切的关系而对韩寒和民众的价值产生质疑。不同之处在于，彭晓芸还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然后就是许知远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的那篇《庸众的胜利》，许知远文章中所提到的观点，吹捧韩寒者其实是庸众：“韩寒说出一些聪明话，时代神经就震颤不已，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民族的失败。”这一观点在中国传媒界与文化界掀起了激烈的论战。但是另一方面，这场论战实际上又未能彻底展开，所以，在指责完许知远是一个飞在天上的超人，总是在不经意间露出红内裤之后，在公开场合，大家实际上不可能说出太多东西，只能围绕着“大众”、“庸众”而展开讨论。还有作者如麦田等人声援许知远，声称韩寒实际上是在迎合大众，韩寒从没有触及“底线”，并且提出迎合大众，实质是迎合这个时代。

这些声音自然遭到反驳，资深评论人谢文尖锐地指出：所谓庸众，其实是精神依旧处于前互联网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于韩寒和韩寒背后已经被网络启蒙的民众的一种蔑称，其指责韩寒迎合大众也是想当然而论。而知名媒体人笑蜀则把话说得很透彻：

“这正是公民社会的旨趣所在。它不是要对抗什么，不是要反叛什么，不是要颠覆什么。它不过是一个一个人的自我救治，不过是一个一个社会细胞的自我修复。……韩寒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学韩寒就可以了。韩寒无非比我们高出半个头，至多一个头。我们使劲往上跳一跳，甚至只需要踮踮脚尖，也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那么，我们何乐不为？”

关于韩寒的讨论实际上还延伸到另一层面，那就是对待青年的看法。青年是中国的未来，这群人状况如何，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状况如何。说法自然是有道理，不过，问题在于，一个时代的青年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其实并不是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这场争论在我看来终结于中国青年人的两种选择，一种是富士康事件，还有一种是南海本田汽车工厂的罢工，这两种极端积极和极端消极的态度，实际上都颠覆了许知远等人对于中国青年的想象，也预示了事情的复杂：韩寒影响的只是部分民众，部分青年人，那种一个思想影响一个时代的想象，实在是过时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