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校长

秉承“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唐文治认为对大学生应“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使其“蔚为通材”。大学的功能，“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他在办学中强调道德育人，德才统一，知行合一；主张文理兼通，两文并重，既重数学、物理、外语，又重中文学习，使学生由“文理兼通”而达“体用兼备”。

唐文治校长

凌鸿勋评价：

“上海交通大学在初期60年的历史当中，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长影响的，当首推唐文治先生。唐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有着和学校的荣誉离不开的关系。

“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监督以至民国以后任校长连续13年多。在这时期内，国家由专制转入共和，在学校则由普通科转入专门科，在学风则渐由恬静而入于动荡。五四运动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辞职家居。在他长校的10余年，不但对于学校的学科及设备打了不少的基础，即对于学生人品的造就、体格的锻炼和国学的修养，更有深远的启示。至今一般同学在社会上务实求是躬行实践的风气，实孕育于唐先生长校的时期。”

凌鸿勋（1894~1981），广东番禺人。1924年12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期间（1924~1927），举办了工业展览会，修订了规章制度，恢复了每年一次的国文大会，创办了工业研究所，确定了校徽，规模宏大的体育馆也竣工落成。

51898年：“巨人”横空出世

中国第一所中央大学——京师大学堂创建

这是一块神圣的土地。100余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天下的严峻思想、刚正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

这是一片自由的阵地。从19世纪末至今，1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以坚毅、顽强、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民主与科学已成为这块阵地不朽的灵魂。

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中央大学、中国最具偶像价值的大学、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中国大学的代表，是中国专家、学者、名人、院士、教授的摇篮，中国文理科综合类院校的排头兵，被誉为“中国的哈佛”；与清华大学并称为中国大学第一“双子星座”。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南洋公学及交通大学等校校长的蔡元培，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首，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教育家。他对北大的影响，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巨大影响，无人可以代替。

北京大学也是“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首。作为中国现代第一学府，她经历了从京师大学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到北京大学漫长的旅程。她是中国现代文明思想的发源地，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大本营，同时还是中国现代各种思潮的摇篮。“自由、民主、科学”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首先在这里传播、研究，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起源，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航程。

北大红楼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漂亮的10所大学校园”之一。北大之美，在于燕园一景；燕园之美，存诸未名一湖；畅春园等，则多不复存焉；理科楼群，更是风光难再。

北大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学府，不只因她的师资强、规模大、实力一流，硬件、软件都在国内无可匹敌，而且北大校园（又称燕园）中的湖光塔影、古典楼宇，庭院深深、草木幽幽，曲塘潋滟、花香流溢，亦曾一度令千千万万学子心仪不已。

北京大学学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北大一直没有确定的校训。盛传的校训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第二个便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没有校训仿佛是一个遗憾，但是作为北大，没有校训仿佛便是最好的校训——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或许你可以选择“格物致知”，也可以选择“修身齐家”，更可以选择“治国平天下”，而这正是北大的精神所在。

100余年来，北大校园中人文渊薮，英才辈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泱泱北大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改革旧体制、由封建时代向民主时代强行过渡的收获。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第一所中央大学，她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

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并提出要兴办京师大学堂。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最初校址是在北京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红楼（故宫东北，现五四大街29号）等处。

9月21日戊戌政变爆发，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举步维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爆发，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

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不拘成例，延揽人才，请出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聘请两位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此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大学堂首先举办速成科和预备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后者即是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这是中国高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l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