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统的其他方面，例如银行间货币市场，正处于更快的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发展将变得和资本管制及汇率管理越来越不一致。而相应的解决方法依然是实施一种二元方法，即在维持管理这一体系的能力的同时，使得汇率回归到市场的基本面和市场预期上来（从而减轻汇率压力）。

替代性融资渠道

发展替代性融资渠道的需要早在10年前就已经被中国政府所认识到，但是这些渠道一直发展得非常缓慢。银行融资的低成本阻碍了这些渠道的发展。同时，公司债券市场只对那些实力最强的借款者开放，因为债券发行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而发行者也在事实上获得了政府的担保。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其发展已经受到以下因素的拖累：糟糕的公司治理、模糊的产权、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以及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大规模减持的顾虑。

随着资本外流的增加，资产组合的多样化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种担忧是，海外的资产组合多样化可能会失去控制。发展替代性中介渠道的主要风险在于，这可能会弱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但是这也正是支持我们转向间接调控方式的一种论据，因为这些间接调控工具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在银行业体系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和监管性框架来降低潜在风险，而不是因噎废食地在金融改革中停滞不前。

国内贸易一体化

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中大为受益，但这个过程使沿海省份受惠多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多于农村。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是农业进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出口主要集中于国际运输成本最小的沿海地区。但是，在中国，这也反映了决策者出于慎重只向国外直接投资开放了部分地区的事实。这些决策固然非常成功，但是也加剧了两类地区（开放试点和非开放地区）的不平等。一视同仁的投资政策能帮助降低原有政策导致的不平衡，而提高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质量能够减少由于运输成本导致的不平等。

国内市场一体化能够产生巨大的潜在收益。目前存在着许多阻隔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地区和部门间的障碍，这就限制了资源转移到最具生产效率的用途，也限制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的竞争压力的产生。正如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中获益匪浅一样，在接下来的10年中，通过国内市场一体化我们会拥有提高效率产出和经济增长的更多机会。

事实上，国内市场的分割和基础设施障碍可能是导致出口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对于那些进口中间产品并出口最终产品的部门而言，很少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就会对国内价值增量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进口的中间产品占总成本的50％，生产的产品全部出口，假设贸易成本的上升相当于装船货物价值的1％，就会导致国内增加值降低3％（增加值被更高的进口成本和更低的出口收价所挤轧）。如果一半的增加值分配给可流动要素（比如可以在不同地区有同一价格的资本要素），则不可流动的要素（譬如非熟练劳动）的收入就会减少6％。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口活动如此集中于沿海地区，以及为什么从沿海到内地工资水平的落差如此之大。减少国内壁垒会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促进内地参加出口贸易，从而提高其工资水平。然而，尽管降低内部壁垒会使得更多的省份参与向世界市场的出口，仍然会有一些省份由于天然的贸易成本过高而不能有效地参与进来。

国内一体化也会促使企业将位置选取在远离海岸线但毗邻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减少壁垒也有助于最有效率的国内公司和部门的扩张，这是因为如下原因：①中国传统的工业布局并不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原则；②无论是从部门还是从总体而言，中国没有完全获得集聚效应的潜在效率收益（Chan, Henderson and Tsui,2005）；③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还存在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