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地区竞争，鼓励各地经济专业化能够得到的收益是巨大的。如果能出现动态的规模经济（例如学习和知识能够外溢），这种专业化会促进地区中心的增长。如果能够提高国内效率，国内需求的增长就可能由国内供给而非进口来满足。

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贸易转移，并因此导致潜在的总量损失，但这不是中国应首要考虑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贸易转移，是因为一个地区从内部的其他地区购买产品，而不是购买更为廉价的外国产品。由于中国已经加入了WTO,进口体制相当开放，因此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由专业化带来的效率增进会使得效率高的部门和企业增长更快，但效率低的部门和企业却要关门。这会涉及到就业转移。标准的贸易利得（gains?from?trade）研究证明，所有省份都能从自由化中获利，但是前提是必须可以进行价格和数量的调整。这些转化有可能使某些地区的某些要素收益降低。例如，在没有相对工资调整的情况下，一个省份的扩张性部门可能并不能自动雇佣从因进口竞争而收缩的产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所有工人。

由于各地面临的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不同，这些问题的表现也会各异。有的省份在国内市场统一的过程中会经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这就会提高工资。在那些制造业受到保护的省份，密集地用于制造业的要素的需求会下降，同时用于农业的要素会获益。为了让失业者再就业，要么需要降低工资，要么需要将劳动力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如果这些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或劳动力转移成本太高），要素就不能被合理利用，并将伴随着实际收入的损失。

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是全球实物资本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尽管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却远逊于实物资本投资率。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相当低。

教育投资无论对于经济增长，还是对于社会公平都相当重要。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它对于保持生产率增长和提升中国出口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社会公平而言，高等教育可以防止在大学毕业生和其他阶层之间出现过大的工资差距。这种差距在社会不公平的国家中是很大的，巴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巴西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中等教育入学率的比值与中国很接近（17%），同时巴西也是世界上工资差距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此部分基于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William Hsiao教授的贡献以及世界银行的系列报告“Briefing Notes on Health in China”.

医疗保健又是中国亟待改进的一个领域。在改革和开放时期，医疗保健受到了不利的冲击。这个问题在农村地区最为严峻。在20世纪70年代，集体健康保险覆盖了90%的农村人口，而到2003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0%。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和高昂的医疗费用造成了医疗保健消费的严重不足。根据最近的调查，在城市和农村分别有34%和44%的人口由于无力支付费用，在生病的时候也不会到医院看病。医疗支出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在中国西部地区，每年有大约4%的人口因为医疗支出陷入贫困。缺乏足够的健康卫生服务已经引起人口健康状况的恶化。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贫穷的25%人口的健康状况在过去10年轻度恶化。

改善当前现状的几点建议：①在低收入地区，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支持公共卫生设施和基本疾病预防项目的建设；②为贫困人群提供营养计划；③扩大强制性社会健康保险的范围，使之能够覆盖受雇于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④在农村人口中重建以集体为基础的医疗保险计划。

实物资本的积累率非常高但边际收益却很低，人力资本投资并未令人满意但边际收益却很高，这种不平衡性意味着，对公共部门的投资进行重大的调整——从实物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将是中国新增长战略的组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