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战国时代，《孝经》即已受到普遍重视。蔡邕《明堂论》引用过魏 文侯《孝经传》的文句。据《史记·魏世家》，魏文侯曾经师从子夏“受经

从心开始：北京大学爱心讲堂十年精华 艺”，对儒学很有兴趣，乃是迄今所知最早说解《孝经》的诸侯。

《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其中之一为《孝行览》。《孝行览》提出为天 下、治国家者，“务本莫贵于孝”，实际上就是孝治的观点。《吕氏春秋》 还将孝的标准扩大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 孝也。临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孝行 的要求，自居处达于官府、战场，无处不在，已经与“君子”相差无几。

汉人推尊孔子，尤其推尊《孝经》，认为在孔子的著述中，《诗》、 《书》、《易》、《礼》，不过是经过孔子修订的旧典，而《春秋》、《孝 经》则是孔子手作，传世汉碑屡见此类表述，如史晨《奉祀孔子庙碑》说： “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说：“孔子作《春 秋》、 制《孝经》。”其价值自然非同一般，故汉人尤其偏爱《春秋》、 《孝经》。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的《中庸》注称，孔子所谓“大经大 本”，“大经”指六艺，而主要指《春秋》；“大本”则是指《孝经》。认 为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 可见一斑。

《孝经》在汉代为最基础的读物。汉代学校教育约略分为三个层次：初等 教育学习“小学”，即文字、书法；中等教育诵习《孝经》、《论语》；需要 深造者再进入高等教育，学习《五经》。当时各乡均设“《孝经》师”一人。 《后汉书·范升传》载，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可见儒生在通 经之前，人人必读《孝经》。《孝经》教育之普及，孝道、孝治思想之深入人 心，不难想见。隋唐人申述汉人此说，认为“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 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汇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 也。”意谓《六经》各偏重于道之一端，皆为支流，而《孝经》统辖六经，为 六经之本，乃孔子为纲领《六经》而作，地位不可等同。

汉代统治者以“孝”标榜天下。除汉高祖刘邦以外，皇帝谥号之前都

第一部分 名家十五讲

加一“孝”字，如称惠帝为“孝惠帝”、文帝为“孝文帝”、景帝为“孝景 帝”、武帝为“孝武帝”等。据颜师古《汉书·惠帝纪》注，此举意在表示 “孝子善述父之志”，无改于父之道而已。此法曾为其后的不少朝代所仿 效。西汉政府还将《孝经》立于学官，当时所立十四博士，《孝经》居其 一。为体现以孝治国的方针，汉惠帝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一人”， 意在“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魏晋南北朝为古代史上政权分裂的时代，却又是《孝经》倡行于全社 会的时代。帝王亲自讲解《孝经》或为《孝经》作注者的人数之多，超过任 何历史时期。如晋元帝作《孝经传》，晋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又据 《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永明三年，太子于崇政殿讲《孝经》。五年冬， 亲临国学，以《孝经》等文献策试诸生，并回答少傅王俭等有关《孝经》的 提问。又据《梁书》，昭明太子萧统曾于寿安殿讲《孝经》，并撰《讲孝经 义》七卷。简文帝有《孝经义疏》五卷，孝明帝有《孝经义记》。当时皇 帝、皇太子每每亲临太学讲论儒家经典，《孝经》居其一。“武帝泰始七 年，皇太子讲《孝经》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 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梁武帝还著有《孝经义疏》十八卷。为 《孝经》作注的达官名士，更是不可胜数，如何休、郑众、高诱、宋均、王 肃、何晏、刘劭、虞翻、韦昭、虞喜、孔光、何承天、荀昶、皇侃、严植 之、熊安生等，几近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