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春，复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

孙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与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巨大的苦难：饥荒、疫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

清廷盯上了孙中山，不久便发生孙中山伦敦蒙难的事件。

1896年的秋天，在英国的华侨友人，接到美国的电报，说是孙先生要从美国到利物浦上岸。

然后，便乘火车到伦敦，及抵达，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他就自个儿到一家旅馆休息。不料，这一切，都被暗探侦悉，而报告给中国使馆。

孙中山先生见到老友康德黎等人，大家欣幸逾常，于是到各处参观，观察民风和贸易。而这时，驻英大臣龚照瑗早已将孙中山的行踪报告给总理衙门，派出探子跟踪。清廷害怕孙中山到法国去，因而又叫法国使馆做好准备。

一般以为孙中山先生的被清廷拘禁，是因为清廷走卒的欺瞒诱骗，到了使馆使用武力加以囚禁的。但是孙中山先生后来对人说过，是他自己要察看使馆的情形，反被他们窥破而立即逮捕了。

原来孙中山先生具有一种天生的无畏和勇毅，贯穿在他的形神之中。他从友人家里，到使馆所在的波德兰区距离很近，在路上看见使馆的大门，就想一探虚实，恰好遇到使馆的翻译邓某，此人得悉情报，就以老乡的资格邀请孙中山先生次日来吃饭。虽说孙中山先生和他寒暄时，用的是化名，但这个邓某从种种迹象，判定这就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孙先生果然赴约，饭后，参观使馆。

本来先前在美国的时候，出使美国的大臣杨儒，就和清廷电报往来，设法抓人，甚至还在日本、香港、旧金山、广州等处布置，设想孙中山可能到达的一切地方，万勿放过。本来他们以为抓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谁知时代变了，要在民主国家抓一个政治犯，必将付出惨痛代价。于是他们就试图勾引孙中山购买军火，以便栽赃。谁知竹篮打水，先生是空手赴英，驻英的清廷走卒，忙着到处撒网。

现在到了使馆的楼上，又要孙中山到三楼参观。马格里和邓某将他引入死角，说道，这里就是中国了，现将你逮捕。他们把孙中山锁起来，就下楼了。

他们抓到孙中山，立马邀功请赏。接令解回广东。

那个邓某，就是邓廷铿。他来到拘禁的屋子里面，讥笑孙中山委托的三个英国仆人，说他们都将孙中山的委托报告了使馆，而不是先生的友人。他还要套取孙中山的口供。他威胁要将孙中山押到广东，进行审判，然后正法，或者装在货物包里，从船上抛入大海，没有人会知道。甚至就在使馆中，就可以杀人，杀后便可回国领取大赏。孙中山见他如此嚣张，乃不得不正告他，如果他要杀人灭口，将来在广东的会党，必对邓某的家族采取严厉报复。这才打掉了邓某的嚣张气焰。不过，邓某一心领赏，所以还是悍然不顾的。

孙中山被拘禁到第六天，尽可能找寻废纸片，裹着硬物抛到楼下，不料却被发现了。于是使馆走卒就把窗子钉死，这下便和外界完全隔绝了。

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较为忠厚的英国仆人，叫做柯尔，在使馆打杂，他进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便极为精练地从基督的意义讲到专制的凶残，而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就是解救专制下的苦难。这样富有感动力的言辞，终将柯尔打动了。次日，柯尔取走了要转交康德黎的信件，后来的史家称为“这一张维系着中华民国创造者生命的救命书”。

康德黎清早起来，看见门缝儿下的纸条，非常惊讶，立即到了警署和总警察厅，但他们还是爱莫能助。这时，柯尔又传来消息，清使馆准备以押解疯子的名义，将孙中山杀戮于押解途中。

康德黎一方面雇请侦探在使馆外守候，防止他们把孙中山押解上船，一方面寻求报界支持。给《泰晤士报》的新闻线索是“中国使馆之诱捕案”，但是绅士气十足的《泰晤士报》，却还不肯发表。

好在又过了一天，英国外交部长终于知道这严重的情形了，于是派遣了保护人员，监视中国使馆。

接着《地球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骇人听闻——使馆诱捕革命家”。

英国舆论界出来干涉了。然后，英国外交部正式派员向中国使馆要人。孙中山先生被释的那天，无数的新闻记者和欢迎的群众围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