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清时节，举国的政治权力，实际掌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而她背后竟还站着一个太监李莲英，就算封疆大吏、军机大臣，也要向这皮硝李低头下心，马首是瞻。吴其昌感慨道：“以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四万万五千万优秀的人民，而把全副命运，放在一个目不识丁、鸦片入骨、非人非物的怪东西皮硝李手里，呜呼哀哉！”这怎不引发全国上下人等一致的痛恨呢？慈禧和李莲英等，实为淫欲的需求，变态的心理，而令全国做出牺牲，为之埋单。再加上慈禧集团的各层级的附庸，沉浸在金钱中温柔中权欲中，谁也拔不出来哟！过那权力瘾就足够他们觉得这辈子值了。正是这些政治老板及其附庸使政治改革无法启动。他们的大脑却紧跟专制的步调，跟机器直接压模出来似的，慈禧就是再白痴，周围的人也会夸她天才，长此以往当然官能退化了。底层民众是什么？是一盘散沙嘛。不是没有阻力，毕竟太多的人寄生在这个制度上了。所以，晚清政治腐败，必然导致革命。

戊戌变法就是一班青年企图与皇帝合作，起而推翻慈禧太后与李莲英统治的政治革命。

不分青红皂白的非暴力论者，应将论点打回时间隧道向清廷去说，那些人宁愿下坟墓，也不会理睬他们。康有为当年说得如何？缠绵悱恻，文采深沉，几乎听得见每个字在呜咽，看得见每个字在泣血，然而清廷的回报如何，不外乎掌嘴、砍头、毒毙、灭族，这就是清朝廷回答他们的不二法门。

慈禧的认知竟然如此粗浅，但这并不太令人惊讶。她的言行不是有所保留，她的脑容量确实只有那么大；人们更可以相信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清廷内部的普遍状况。

戊戌变法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话。你跪下三叩九拜而求之，他都能认为你是在搞阴谋诡计，你还妄想坐下来与之平等对话，那不是犯上作乱吗？

有那么一批人，喜欢鼓吹渐进改良、自上而下的改革、非暴力不合作，对此类迷幻的最好回应，只有四个字：放弃幻想。慈禧集团早就已经被他们的恐惧蒙蔽了自己的理智，他们只剩下动物求生的本能，而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去思考的理性。跟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兽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只有用鞭子抽它才是正道。也正因为丧失思考能力，朝廷对眼前危机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他们虽然草木皆兵，但绝对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下台的问题。在他们眼里困难永远是暂时的，未来永远是美好的。

民间如此懦弱，如此麻木，为什么偏偏摊上一个这么狡猾邪性的妖妇？其实也不难明白，慈禧才是最低能的独裁者。他们永远想不明白一个问题：清朝廷活得越久，死得就越惨。无数的历史机遇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却选择了跟人民作对，以人民的鲜血换取他们的苟延残喘。但中国究竟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清朝独裁者的中国，专制朝廷总有一天是要完蛋的。

关于立宪的虚幻，宋教仁早已痛驳之。宋先生在《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中写道：“立宪之根本，孰有大于宪法者？立宪之精神，孰有大于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立组织者？天下岂有虚悬于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又岂有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之组织不合宪法政治之原则，而犹谓之立宪者乎？”

今日常见懵懂文士，纵笔使气，责备孙中山、黄兴，以为他们只要不革命，静待清廷立宪，中国就有明朗前途，以为中国近现代的板荡，尽是孙、黄造成。

其实，如此见识，非仅近视、直是瞽者，或为矮人观场，全无所见。宋教仁此一反驳，言简意赅，洵为肯綮之论。他的高明之处在于道中宪政的奥窍。简言之，宪政之实施，必有可见、可行、可用之硬指标。一人一票，民选政府，三权分立……舍此无以言宪政，而清廷所作所为和立宪却是背道而驰的。

清末立宪的不可能，一提到非暴力人们自然想到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曼德拉等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典范，并能联想到非暴力的几个关键因素：和平、理性、不合作等。因为甘地等前贤所做出的榜样，所以，今天不少论者反观辛亥革命，提出了非暴力的方式去实现晚清时节的民主。此属于梦中说梦。

甘地当时所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面对的对象，那虽然是英帝国主义，但英帝国主义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建立民主自由法治的第一批国家。在其国内是按照民主、宪政的逻辑程序治国。即便在其殖民地，其法治程度也大于晚清中国。它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这些游戏规则，即令他们自己也必须遵守无误，因此甘地以此为屏障，乃可反挫。马丁·路德·金博士所处的美国社会就更不用说了……而晚清的统治者却是一个从来没有过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度，民众面对的是铁杆专制极权的统治者，而且他们所维护的体制，正是其赖以生存和剥夺寄生的制度，是一个暴力成性血腥屠杀过民众的朝廷，是一群把暴力看成真理的统治者。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环境下，搬进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那结果只能是不断地将绵羊填进狼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