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俄共领袖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对中国事态的逆转毫无准备，还在那里为蒋介石唱赞歌。

整个3月份，《真理报》和苏联媒体都盲目乐观，都在鼓吹蒋介石不得不服从革命群众意志的老调。

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总罢工，随即转入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一举占领上海。随后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市区，上海掌握在革命者手中。这大出蒋介石的意外。

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首都报纸出版号外，兴奋的群众挤满街头狂欢。“中大”学生们狂喜一团，犹如晴天霹雳，有的彼此拥抱，相互握手，有的涕泪交流，难抑喜悦情绪，一遍一遍地高呼：“上海是我们的了！”早饭后，学生们涌进礼堂，举行庆祝大会，会后，又涌出校门，集队上街游行，边走边喊口号。《国际新闻通讯》记下当时苏联的反应，“中大”学生的回声：“上海收复的消息，今晨在莫斯科传开，首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工厂下班后，各地纷纷集会，听取革命军大捷的意义。下午4点，第三国际广场前，逾千群众集会。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结队游街时，担任前导。墨兹同志、卡洛罗夫同志以及中共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集会至黄昏始散。”

中山大学学生在校内开会欢庆，并发贺电向蒋经国的父亲恭喜。蒋经国得意得很，鼓动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共产国际总部去游行集会。当队伍集合齐后，小蒋一马当先，站在学生队伍前排，冯洪国、冯弗能紧紧跟随，率领数千名工人在共产国际总部前集会，群众活动持续到深夜。此后数天，中国学生走到哪里，都受到民众欢呼喝彩。

《真理报》发表以“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题的社论，大胆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和获得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

热情开放的俄罗斯少女围着中国留学生频送秋波，认为这批人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群。比较大胆的，“甚至主动献身，要求他们带回中国”。

就在莫斯科“因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由左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发布命令，要求蒋介石接受军事委员会节制。中执会又把蒋在党内的职位转移给其主要对手汪精卫。这一来，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与陈果夫兄弟、戴季陶、吴稚晖等一小撮亲信，就当前严峻态势密商对策。

汪精卫在4月1日抵达上海。翌日，吴稚晖显然在蒋氏暗示之下，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密会议提出一封信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只是顾问咨询单位，却由保守派人物占主导地位。这封信开门见山，直言建议把中共党员“清除”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清党提案。决议案要付诸实行，必须盖上党部关防大印，可是关防大印在武汉，陈立夫于是设法在上海复制了一颗党部大印，堂而皇之地盖在了决议书上。

北京的军阀紧密配合，举起了反共的屠刀。4月5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北京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藏身其内的中国共产党员，扣押藏有秘密文件的保险箱。文件详细记载着苏联涉入中共的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张作霖把20名逮到的共产党员绞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蒋经国在北京念书时，就认识李大钊，而且相当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