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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琴:我有一段情(1)

我们的她们 作者:韩松落


有一件事,盘桓心头多少年,始终是一个谜:蔡琴的10年无性婚姻。

1984年,蔡琴与导演杨德昌因电影结缘,不久就结了婚。

那时候,蔡琴走红已有五年时,杨德昌也已经拍了《 海滩的一天 》,作为台湾新浪潮的导演之一,他声名日隆。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蔡琴认为,他们的关系,需要以某种形态确定下来。女作家袁琼琼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那天,她陪着蔡琴从驻唱的地方回到蔡琴的家里:

“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她大约就要走掉了。……她怕得要死。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等他想清楚,叫他留话在她的答录机里。”

答录机里是有消息的,但蔡琴不敢去听,甚至打算将留言删掉,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杨德昌打来电话,要蔡琴去听留言:

“这时我们才去动答录机。按了‘play’之后,毫无声响。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长长的叹息。然后,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你叫我怎么说呢?’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

袁琼琼陪她一起去了杨德昌的家里。“黑夜里,杨德昌出来开门,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他把那浅蓝色的女孩圈进手弯里,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

随后,他们结婚。婚后,杨德昌有一番著名的表白:“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最叫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是,蔡琴欣然应允了这匪夷所思的“柏拉图式的交流”。同一年,蔡琴推出两张专辑:《 此情可待 》和《 痴痴地等 》。

放在今天,务实如我们,会觉得这是把大脑换成核桃仁才会做出的决定,可那是八十年代,民歌、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美好年代”的气氛,而蔡琴正是“民歌运动”的干将。那样百废待新的、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里,犹如里敦·斯特莱切在《 维多利亚女王传 》中所说:“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这镀金年代,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需要尝试,即便是婚姻的形态,似乎都有建设性的可能。

蔡琴做了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把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能人们招为座上客,为杨德昌的电影事业从组织上、干部上、思想上做了准备,并时不时在他的电影里客串个小角色、唱首主题歌,甚至担任美工,如果你足够留心,就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看到蔡琴的存在。于是有了《 恐怖分子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 独立时代 》,于是有了作为“台湾新电影”干将的杨德昌。

他始终有绯闻,她始终不相信,直到有一天,由他告诉她,他早有外遇。他影片中那些残酷的、足以令人灰心的人际关系,落实在了他们中间。于是离婚,形式上的双数变成真实的单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天亮了,我还没有睡着,一个房子突然变得很大,很陌生,我变得很小,走在街上,我都不敢抬头,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她有三年没有出专辑,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她的曲目里多了一首她一唱就会流泪的歌:《 点亮霓虹灯 》。

他可能没别的问题,他甚至也不是薄幸和寡情,他只是没那么爱她,或者说,没他想象中那么爱她。他当初是出于年轻,出于一点点小小的功利心,在犹豫中,又被她紧紧催逼,终于下了决心,以为一切都可以慢慢来,可以通过时间进行解决,但他到底说服不了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要求柏拉图式相处,直到他遇到真正触动他的女人——比他小十八岁的彭铠立,他们热情地生了两个孩子,杨德昌还说,与彭铠立在一起的时光,是“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然而这种怀疑,是万万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我们一直假装相信自己已经不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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