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件事，盘桓心头多少年，始终是一个谜：蔡琴的10年无性婚姻。

1984年，蔡琴与导演杨德昌因电影结缘，不久就结了婚。

那时候，蔡琴走红已有五年时，杨德昌也已经拍了《 海滩的一天 》，作为台湾新浪潮的导演之一，他声名日隆。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蔡琴认为，他们的关系，需要以某种形态确定下来。女作家袁琼琼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那天，她陪着蔡琴从驻唱的地方回到蔡琴的家里：

“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她大约就要走掉了。……她怕得要死。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等他想清楚，叫他留话在她的答录机里。”

答录机里是有消息的，但蔡琴不敢去听，甚至打算将留言删掉，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杨德昌打来电话，要蔡琴去听留言：

“这时我们才去动答录机。按了‘play’之后，毫无声响。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长长的叹息。然后，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你叫我怎么说呢？’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

袁琼琼陪她一起去了杨德昌的家里。“黑夜里，杨德昌出来开门，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他把那浅蓝色的女孩圈进手弯里，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

随后，他们结婚。婚后，杨德昌有一番著名的表白：“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最叫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是，蔡琴欣然应允了这匪夷所思的“柏拉图式的交流”。同一年，蔡琴推出两张专辑：《 此情可待 》和《 痴痴地等 》。

放在今天，务实如我们，会觉得这是把大脑换成核桃仁才会做出的决定，可那是八十年代，民歌、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美好年代”的气氛，而蔡琴正是“民歌运动”的干将。那样百废待新的、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里，犹如里敦·斯特莱切在《 维多利亚女王传 》中所说：“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这镀金年代，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需要尝试，即便是婚姻的形态，似乎都有建设性的可能。

蔡琴做了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把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能人们招为座上客，为杨德昌的电影事业从组织上、干部上、思想上做了准备，并时不时在他的电影里客串个小角色、唱首主题歌，甚至担任美工，如果你足够留心，就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看到蔡琴的存在。于是有了《 恐怖分子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 独立时代 》，于是有了作为“台湾新电影”干将的杨德昌。

他始终有绯闻，她始终不相信，直到有一天，由他告诉她，他早有外遇。他影片中那些残酷的、足以令人灰心的人际关系，落实在了他们中间。于是离婚，形式上的双数变成真实的单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天亮了，我还没有睡着，一个房子突然变得很大，很陌生，我变得很小，走在街上，我都不敢抬头，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她有三年没有出专辑，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她的曲目里多了一首她一唱就会流泪的歌：《 点亮霓虹灯 》。

他可能没别的问题，他甚至也不是薄幸和寡情，他只是没那么爱她，或者说，没他想象中那么爱她。他当初是出于年轻，出于一点点小小的功利心，在犹豫中，又被她紧紧催逼，终于下了决心，以为一切都可以慢慢来，可以通过时间进行解决，但他到底说服不了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要求柏拉图式相处，直到他遇到真正触动他的女人——比他小十八岁的彭铠立，他们热情地生了两个孩子，杨德昌还说，与彭铠立在一起的时光，是“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然而这种怀疑，是万万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我们一直假装相信自己已经不是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