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朵渔　　

一生写一部书的作家并不少见，但能靠一部书一炮打响并终生受益的并不多。纳博科夫一生写下了很多作品，但一直被人提起的只是颇富争议的《洛丽塔》，其他的则都被有意味地遗忘了，包括那本惟美主义腔调的回忆录《说吧，记忆》。　　

《洛丽塔》肯定不是一部晦淫之作。那些和我一样想从中得到阴暗性满足的阅读者将会失望。它甚至不如棉棉的《糖》，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更直接更深富意味。我甚至怀疑“淫秽文学作品”这种提法是否成立。从艺术上讲，真正的文学作品无创谓“淫秽”，这是个极度肮脏的词汇，它不能用来形容艺术。只有那些不入流的作家写出一些不与之相匹配的垃圾。纳博科夫一直不承认这是一部“淫秽”之作：“性作为人们熟悉的东西，性作为一般观察，性作为一个问题，性作为老生常谈——所有这些都是我觉得难以用文字来陈述的”。作家的妻子维拉也有同样的看法，“它不是一部色情作品，而是对一种不怕狂躁症的深度所进行的最微妙的探测。它探索了一名无助少女的悲惨命运”。洛丽塔曾被无数人攻击成一个可怕的小孩子，（12岁，天呢！）一个浅薄、淫荡和极其令人讨厌的顽童，（我曾在我的周围寻找这样的身影，无论如何我找不到一个在年龄限制范围内的模特儿，在我们周围，我们自己的洛丽特应该１５～１７岁。）而没有看到洛丽塔的脆弱性，她的内在美和伤感力。这是一个破碎了的人物形象，一个夹心玻璃宝贝，她的无助、天生的对恶魔的依赖以及面对奇迹丛生的命运时所具有的真实得令人心碎的勇气让人震撼、惊悚。 　　

我更感兴趣的是纳博科夫写作《洛丽塔》时的奇妙心境。作为一名欧洲流亡艺术家，纳博科夫已经58岁，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女子学院教授俄国、波兰文学史。他已写出了几个集子，但无一例外地反映平淡。他贫穷、焦躁，甚至开始对自己的才能产生怀疑。在这种背景下，他的妻子提醒他：也许可以换个题材，换种写法？于是他开始经常出现于一些小孩子的游戏场所，甚至对一个朋友的女儿问三问四；他到图书馆去翻阅各种资料，包括《青春期少女》、《最佳青少年故事》、《正确预测所有少女》，并对消除粉刺软膏和但佩斯月经棉作了大量笔记。整部作品的写作并不顺利，曾经有几次，作家“因受技术性难题的困扰和对自身能力的怀疑”而试图将手稿付之一炬。她的妻子维拉在火中抢救了部分最初的手稿，并给予作家以不懈的鼓励。“这是我最艰难的一部作品——主题是那么遥远，远离我自己的情感生活；在用我的混合才能把它写得真实的过程中，我感到特别的快乐。”“她像一个美丽的谜——其结构和结局都像谜。” 　　

在作家的谈话中，有一部分是经不起推敲的。《洛丽塔》可能并不远离他的感情生活。这个一生都热衷于在长满鲜花的山坡和碎石堆间追蝴蝶的浪荡男子，一直有一种“恋童癖”倾向。他曾亲口对妻子说：“我喜欢小乳房的女人”。他曾有过与自己的一位女学生近乎通奸的恋情，这个女学生仅比洛丽塔大两三岁。他在捕蝶的同时，还对青少年的性成熟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期间，他的注意力始终是为班上最漂亮的姑娘而保留的。对于他的那帮学生来说，他完全符合欧洲波西米亚艺术家的浪漫概念。最妙的是他身体虚弱，急需有人来照料他。“他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惟一一位穿蓝色和粉红色衬衫的人”。一个女生后来回忆说。 　　

《洛丽塔》无疑出自记忆，无论如何混合、改编，都难以抹去记忆的影子。纳博科夫一生都在反对一个说法：色情。他还饶有兴致地将《洛丽塔》题献给自己的妻子维拉，“我最爱的女人”。他不容许别人伤害他的“洛丽塔”，他对“洛丽塔”的爱甚至深入到每一个细小的部位：“‘洛丽塔’不能以英语或俄语的方式发音，应该以拉丁文的方式发音”，“我是记忆力腐朽了的热衷于记忆的人。我是昏庸帝王的漫不经心的记忆手。我对风景、动作、语调、成千上万的知觉细节绝对清楚，但对名字和数字却茫然若失。像桥上列队而来的一群小盲人。”纳博科夫不但具有记忆的天才，并且还具有分类的天赋，“洛丽塔”无疑不是一个人，她是存在于那位记忆手心中的“一类人”。 　　就我的阅读所知，具有“恋童癖”的作家艺术家不在少数。老年毕加索为自己的小情人画了一大群肥胖性感的鸽子；行将就木的歌德爱上了青春妙龄的玛丽安娜·冯·威廉默；46岁的易卜生爱上老房东的孙女，年仅10岁的希尔德·松特姆；“像个小桶，丑陋之极”的萨特终生都保持着对年轻女性的追求激情，“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女学生内衣的古怪哲学教授”。伯特兰·罗素伯爵，知识者中的长寿之王，从来不会主动放弃对年轻女性的追求，“这种男人，一生中注定会伤害许多人。” 　　

然而有意思的是，纳博科夫对以上诸位无一感兴趣。他说“萨特的名字是同时髦的咖啡馆哲学相联的。……《恶心》不值得翻译，它是被许多二流作家吹起来的。”1962年纳博科夫受邀出席“爱丁堡国际节日”，他当即拒绝了，原因是“在这份名单中我发现有几位我尊重的作家，但也另有几位——如伊利亚·艾赫伦堡、伯特兰·罗素和Ｊ·Ｐ萨特——是我不愿与之共赴任何节庆或会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