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他后来被劳工领袖有效地“妖魔化”，或者是由于他令人厌恶的个人风格，经常被人们忘却的是，在泰勒的咨询师和委托人圈子之外，泰勒在初期最热情的支持者竟然是当时进步主义运动的明星。因为英勇地写过对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抨击性调查报道而马上名声鹊起的“扒粪”记者艾达?塔贝尔宣称：“在美国工业史上，在促进真诚合作、构建更正义的人际关系方面，没有人能做出比泰勒更大的贡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极少数有创造性的天才之一。”《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称赞泰勒主义（Taylorism）是一种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正视“国家效率这一问题”。著名改革家莫里斯?库克（Morris L.Cooke）在教育领域散播科学管理思想，并声称，“基督教的愿景与民主梦想”都不会充分实现，直至“科学管理的原则渗透至劳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10年，泰勒终于登上了全国性报纸的头版。那时，刘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一位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律师，参与了一项针对数家铁路公司的司法诉讼案。铁路公司请求政府准许他们大幅度提高货物运价，布兰代斯代表消费者一方与其展开斗争。在与泰勒和他的几位门徒会谈之后，布兰代斯断定，科学管理之父“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仅在智力方面，还在于他的品格。”布兰代斯决定将反对涨价的理由确定为：通过采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铁路公司便可以得到他们垂涎的金钱（1天100万美元，他断言）。转瞬之间，科学管理成为全国性话题。1天100万美元！报纸头版发出这样的尖叫。

1911年，为了满足公众对于科学管理日益增长的好奇心，泰勒和他的一众门徒仓促地赶制出《科学管理原则》一书——基本上是他在栗子山家中的谈话内容，只是将泰勒引用工人们的一些粗俗语言剔除掉了。此书盛行一时。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等自学成才的大师们立即采纳了这种追求效率的学说，并且说明它怎样应用于私人生活。

在法国、德国以及日本，政客们和工商界领导人手捧泰勒书籍的译本认真阅读，仿佛这本书就是强国之路上熠熠生辉的指示牌。饶有趣味的是，科学管理最热情的支持者中有一些人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1918年，列宁在《真理报》上宣称，“我们必须在俄国安排针对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学习和传授工作，进行系统地试验，使其适用于我们的目的。”苏联的五年计划——无疑，这是对管理的终极挑战，正是直接从泰勒最成功的门徒之一亨利?甘特 (Henry L Gantt)的著作中汲取了灵感。

泰勒掀起的这股追求效率的风潮，在弗兰克?吉尔布勒斯（Frank Gilbreth）的生活和工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此人是泰勒的早期崇拜者之一，曾经在砌砖工作上有过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吉尔布勒斯的工作受到《科学管理原则》一书热情洋溢的称赞。他和他的太太莉莲?吉尔布勒斯（Lillian Gilbreth，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决定按照泰勒的原则抚养他们俩的12位子女，以此报答泰勒的知遇之恩。他们的2位子女在小说《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中，以令人陶醉的笔触记录下了这种抚育方式的成果（这本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而且不止一部）。在此书中，读者可以了解父亲为了用最富效率的方式抚养子女，而采用的种种不同的策略，例如，用一种特别的哨声召集紧急家庭会议；采用心理试验的方式赠送礼物等。对烦恼不断的父母们来说，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些自助性的方法，例如，爸爸发现，双手使用剃刀刮胡子，可以将早上修整仪容的时间缩短44秒。然而，他最终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经过计算之后发现，要包扎由此导致的脸上的伤口又添加了整整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