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加州橘子郡的公民以及吉布森礼品公司股东身上发现，新华尔街也许已经为控制风险而设计了种种金融产品，但这并不能完全根除人类贪婪和愚蠢所招致的风险。1998年新华尔街的终极产物——长期资产管理归于失败，那些已经无限接近理论圣坛的新兴学派的追随者们也受到冲击。通过分析失败的原因，并借助1995年至2002年间资本市场繁荣与萧条的具体状况，我们能够发现，在维护客户利益方面，新华尔街并不比1974年被证明失败的“临时性策略”做得成功。

不管处于上升期的传统理论包含多少真理，将前辈的经验完全丢弃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1995年至2002年发生的事情说明，将新华尔街的观念与旧华尔街的思维结合在一起，可以为金融从业者提供更恰当更实用的方法。这也就需要重新评估金融历史的价值。

近期，另一个股市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有效性理论的梦想与实际有着天壤之别。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2002年行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因为“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委员会相信卡尼曼已经澄清了个体决策的一些错误，从而保证了有效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4 年卡尼曼首次发表文章介绍这一概念，而此时华尔街正准备应用有效市场理论。原先诺贝尔奖委员会崇尚有效市场理论——所以1990年颁发奖章给哈里·马克维茨、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和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1997年颁发奖章给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 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现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表彰一位心理学家，因为他发现人类的决策与有效市场理论的预测大相径庭。

如果对不确定状态下人类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那么金融历史就能体现出自身价值。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又何谈金融历史？行为主义心理学是起源于20世纪初的流派，它的研究方式就是观察个体对特定刺激的反应。通过金融历史观察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则反映几千名持股人对特定刺激行为的反应。在行为经济学看来，金融历史是观察金融市场运作方式的有效工具，但不能将金融历史理论化。

这些历史研究并没有与经验主义融合。所以从本质上而言，这就成为很多人拒绝使用这种方法的充分理由。尽管无法把所有金融历史都概括成理论，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它的价值和洞察力。如果心理学是一门软科学，那么使用金融历史评估人类在不确定时代的决策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于那些认为无法使用方程式表达人类决策和最终决策之间关系的人们来说，金融市场的历史就是理解未来的指南。

金融市场历史的特殊价值在于洞察不确定状态下人类的决策模式，尤其是对相似状况的考查。所有历史学家都是事后诸葛亮，着重考察同时期的评论和反应至少能够减少根据自身意图行事的风险。作为一种史料，报纸对日常事件进行有效地整理，而金融媒体则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化，这就成为过去一个多世纪同时期观念的最佳知识库。从火车诞生之日起，媒体就开始关注股票市场，那时新兴的中产阶级无法抑制对投资这门新技术的欲望。如果我们决定搜索与此相关的大量信息，那么我们就能找到1850年前后很可靠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