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欣然接受与我一起去参加那个研讨会。我们回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宴会俱乐部，耐着性子听完一个实在很无聊的陈述，它可以进一步加深穆拉的印象，让他知道我和我的家族不可小觑。弗兰基也在聚会上发言，这更为我的卧底身份增加了确凿的可信度。研讨会后举行了见面会，到处飘溢着香槟酒和鱼子酱的香味，穆拉穿梭于人群中，像一位国际要人，他一边不停地提问，一边大口吞咽着开胃小吃——连同我们设下的诱饵。

第二天上午，我和艾米尔在我宾馆的房间与穆拉又见了面。磁带在录音机里滚动着，穆拉滔滔不绝地说着。他显然对我们合作的前景充满了辉煌的想象，所以，一股脑儿道出了可能会吸引我与他做交易的所有细节。用我们执法界的行话说，就是，他脱掉了裤子。到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他承认，他能公开摆到桌面上的钱有80%来自于贩毒商人，他还将他大多数联系人的具体情况告诉了我们。

待他说出秘密后，我靠向椅背，装出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在一个漫长的、戏剧性的停顿之后，我告诉穆拉，“我愿意与你合伙做生意，但是你要接受我们的几个条件。”我答应与他连续合作45天，45天的期限结束时，如果营业额没有大幅度增长，我们的合作关系就告结束。我告诉他，我对他说的50%的分成不感兴趣，分成只有达到60%，我才肯干。而且，他要抓紧时间说服他的客户们授权于我，允许我拿他们的钱进行投资，因为单纯清洗黑钱的风险太大。我解释说，我必须躲在幕后，伪装成一个专门针对南美客户的投资顾问，如果不这样做，联邦调查局的人很容易猜到我在做什么。

那天下午，我、穆拉和艾米尔在布鲁克林桥附近的杰里米啤酒屋吃午餐。趁我离开餐桌之际，艾米尔向穆拉探过身去，告诉他，我仍有些顾虑，不能确定他在毒品和洗黑集团的联系人是否值得我们去冒险。要想赢得我的信任，全靠他穆拉本人，所以他不能对我有任何隐瞒。艾米尔这样说道：“如果你让我们老板相信你是认真的，你肯定能得到一大块儿蛋糕。”艾米尔就像史特拉第瓦里史特拉第瓦里：意大利提琴制造家。——译者注拉提琴那样将穆拉耍得团团转。

我回到餐桌后，穆拉迫不及待地向我一再强调他在毒品集团认识和共事的那些人的详细情况。他将他的兄弟姐妹在洛杉矶和迈阿密销售可卡因的情况全盘托出。还说出了他们老板的姓名以及联邦调查局的人从他们那里缴获的大麻的具体数量。他甚至告诉了我们接受他妹妹的贿赂、保护他们做非法贩毒生意的迈阿密警察的具体姓名。

那天夜里，我们三人来到小意大利小意大利：纽约意大利裔人居住区，有点像中国城（Chinatown）。——译者注，在桑树街上的卡莎贝拉酒店用餐，然后又到几个街区以外的费拉拉面包咖啡店喝卡布奇诺咖啡，吃意大利煎饼。我们在街上闲逛时，刚好经过温别尔托蛤蜊酒吧，1972年疯子乔?加洛正是在这个酒吧被枪杀的。

我用严肃的语气给穆拉讲述了这个故事：加洛千方百计地想从当时的家族头目约瑟夫?克洛博手中夺过普罗法齐—克洛博家族的统治权——该家族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掌控着纽约有组织犯罪的五大黑手党家族之一。正当加洛庆祝他的43岁生日之时，两个持枪人闯了进来并开了火。加洛企图逃跑时，中了五枪，倒在街上。在加洛的葬礼上，他的妹妹伏在棺木上痛哭，她当时说的一番话后来一直被大家传说：“街道马上要被鲜血染红了，乔伊！”

沉默了一会儿，通过艾米尔做翻译，穆拉问我：“美国真的有黑手党吗？”

“黑手党只是电视剧里编出来的，”我似笑非笑地回答道。“我们不想出名——只想拥有他们那样的势力。”

艾米尔将我的话翻译给穆拉听，他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一时哑口无言。我放声大笑，他也跟着笑起来，从他的眼神能看出，他对我们的安排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