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引爆点到了，赫什曼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个人利益的拼死竞争，把精力投入到集体目标当中。“搭便车”问题无法再阻止他们，不光因为他们减少了为个人消费赋予的价值，也是因为他们从献身公益事业中找到了满足感。如此一来，自利模型认为是成本的东西，公益积极分子们却认为是好处。

按照赫什曼的说法，类似的心理动态左右着集体行动的追求。有些时候，支持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某一社会运动，可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开始变心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界定高尚行为的标准随着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积极寻求公民道德的人越来越多，靠参与志愿工作很难再赢得道德上的赞许。部分受挫的志愿者放弃了社会运动，转而追求个人利益，剩下的追随者也感到了压力，想要半途而废。到了这个点上，整个循环又从头开始。

赫什曼对美国20世纪的社会运动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调查，他得出结论，这类循环的平均持续时间是20年左右。也有的时候，某一模式的重现周期更长。

不少人认为，民众对奥巴马呼吁全民参与的态度，跟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发起类似呼吁时一样。那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满心怀疑。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年写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开篇就引用肯尼迪在就职典礼演说中的著名段落，“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弗里德曼觉得这个说法真是莫名其妙，绝非“自由社会中自由公民值得奋斗的理想”。

“自由的人，”他写道，“既不会问国家能为自己做什么，也不会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

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所掀起的热潮，似乎给某些经济学家带来了同样的困扰。面对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倡导，尽管“经济人”无动于衷，现实情况却是：许多人深受感动。

自利显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大多数时候，说它是最重要的动机也不为过。但它从来不是唯一重要的动机。至少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狭义的自利模型完全没看清故事真正的来龙去脉。如今恐怕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一方面，是制药公司捐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参众两院议员的竞选活动；另一方面，是两院议员正在为一项法案投票，该法案禁止政府代表医保用户谈判，获取打折处方药。两相对比，潜在的利益冲突昭然若揭。“好政府”论者一直呼吁，政治竞选应使用公共财政经费，以便消除此类利益冲突。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宪法制约”条件下不可行。

12.法律能遏制政治献金的腐败影响吗

奥巴马宣布，他拒绝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使用公共财政经费。此举招来了各方的猛烈抨击。连一部分最热心支持者都批评他，说他为了获得资金优势放弃了“好政府”的理想。

但批评意见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上述竞选经费改革方案，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从这一点来看，奥巴马在竞选中使用的方法，或许是限制金钱对政治腐败影响且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