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和《明暗》是我的第十本内地书。之前在内地出书都是先有了台湾或香港版本，才轮到内地版；繁体版是“头啖汤”，简体版是“后来居上”。然而到了二零零八年十月底，我开始改变策略，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书内文章绝大部分在香港未曾结集，故算是全新的书。《日月》和《明暗》亦是如此，其中包含了我十多年前所写的“博士生手记”专栏，亦即梁文道所指的我的“成名作”，这批稿子我一直没想过出版，如今以简体形式呈现，自己重读，宛如前世今生再见故人，不太认得自己的年少容颜了；而如果这批文字能够取得内地年轻读者的喜欢，便必只因，不管相隔了多少时空，青春的焦灼与彷徨其实都很相近。

本来打算在上海某书店跟梁文道搞一场对谈，他也有新书叫做《我执》，一起打书，一起推广，声势可大而气力可小，“投资报酬率”应该不错。我毕竟是精明势利的香港人。

然而在活动筹备期间，出了问题，必须喊停，理由有点可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梁文道曾在该书店举办过一场签书会，出席群众太多了，从地面排队挤站到三楼，不仅占住了书店的卖书空间，更把书店地板压坏了，热烈情况跟阿Rain到北京开演唱会不遑多让，粉丝秩序接近失控，把书店负责人吓怕了，担心在此流感恐慌期再聚集人潮，分分钟出事，乃亮红灯，容后再议。

因太红而闯祸，梁文道此番遭遇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有趣注脚。

梁文道化- lisation

梁文道近两年已从“香港的梁文道”变身为“内地的梁文道”了，弃港求生，他是特区文化界的最成功范例。我贪心，决定有样学样，所以二零零九年五月跟他一起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替香港书展做宣传，也顺便替自己的《日月》和《明暗》打书，其中一场对谈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叫做“卖纸二人团”，那其实是我从一篇内地的博客文章中借来的好玩潮语，特地在此说声多谢。

二零零八年，梁文道在香港报刊上写过《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表示把工作重心转移北上，理由之一是他觉得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可为香港贡献。我曾以此对他数落一番，说香港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让你贡献，只不过内地有更多的东西让你去赢取，所以你便懒得再理香港。没料到，两年后，我亦愈来愈“梁文道化”了（我创造了一个英文新词: 梁文道化- lisation）， 香港和内地的一推一拉，确令我们有了不太一样的取舍抉择。

幸好香港仍有太多人才，走了几个，其实也无所谓了。

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我在提供文章和照片上有所拖延， 两本书的出版日期皆须押后，变成了作者来了，书本却未现身。但认真而专业的出版社印了好些“试读本”在座谈场地派发，从封面设计到内文编排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试读本一定是“限量版”，我竟有了属于自己的“限量版”作品，不能不算“因祸得福”。

先有书名，后有书

应该是先有书，后有书名；抑或是倒过来？

在我而言，相当肯定，往往是书名先行；《日月》和《明暗》便是好例子。

二零零九年初当我把《他们》一书的稿子交给出版社后，立刻对R说：我打算再出两本书，《日月》和《明暗》，不为什么，只因觉得书名好听。

喜欢这两个书名可能是为了字词之间的影像效果，定眼凝望显示于电脑屏幕上的日月明暗，仿佛看见了天地幻变，若隐若现，闪闪烁烁，似在对我说话，却又像诱惑我对他们说些什么。这四个字，有故事。

瞄准了书名，便须开始寻找内容。

《明暗》比较好办，从书名浮现之初，我想到的便是一些跟电影相关的观赏笔记，这我早已写了一堆，难不倒我。尽管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有资格垄断“影评”的定义，可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稿子叫做“影评”，因为它们根本不以评论电影作为主要的书写目的，我只是于看电影之前和之后，想到什么、感觉到什么，便写下来，主要目的还是帮助自己整理观影思绪，自问善忘，若不快快把闪过脑海的念头用抢劫的速度记录下来，隔不了一两天便必忘得一干二净。善忘的人是应该多动笔的。

《日月》的内容令我稍感头痛，需要好好构思，看在日月之间在书页之上应该承载怎样的文字。其后经过辗转剪裁和跟出版社多番商讨，终于有了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收录了两批稿子，内容都涉及“在路上”的异地体验，但写作时距相差几达十五年。

第一批稿子是在美国留学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时所写的随笔杂感。在执笔的那年头，大约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间，有时候身份是学生，有时候身份是助教或讲师；有时候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有时候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有时候是春光明媚，?时候是风狂雪暴；有时候是情绪亢奋，有时候是意志消沉；有时候挫败，有时候顺遂；有时候狂傲，有时候自怜……而不论当时怀抱的是什么情绪，我都借每天撰写报刊专栏之便，将之记下，如同拍照的snapshot，把零碎的生活片段锁定于小方块的小框框内；一来赚取稿费养妻活女，二来方便日后重读重温，犹如翻览一册放在抽屉的相片簿。

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在从香港往广州的路途上，在九广直通车的餐厅内，梁文道曾经问我如今怎样看这批稿子，我笑答，写作的时候甚有使命感，极想把留学生活的点滴喜怒跟香港年轻人分享，让他们也明白，世界太大了，学问太美好了，千万别把自己困在小城。十多二十年后重读旧作，使命感当然早已大江东去浪淘尽，留下来的只是很私密的影像记忆，如同一册旧相本，写的虽是文字，但一读文字即在脑海中浮现当年异乡的每幕情景，把它们以一种叫做“书”的形式出版，只为怀旧和纪念。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日月》收录的第二批稿子是二零零八年八月至二零零九年五月的游历经验， 中国的上海、苏州、北京和澳门，英国的伦敦和牛津，德国的汉堡，马来西亚的新山和槟城，日本的大阪、有马和神户，虽然都是来去匆匆，然而都是深有所感，旅途中的遭遇与联想，无论是平凡或奇巧，都是真的，而它们的性质跟我的另一本书《死在这里也不错》大致相同，都是不折不扣的“游记”。我是年纪愈大愈喜欢旅行，停不下来了，往后仍必继续把行旅经验写下，或许，仍有机会继续出书。而真正可感可幸者乃，在或此或彼的路途上，有R为伴；十多年来，日月明暗，她都没有缺席，充满勇气、智慧和包容的一位女子，动人之处自远在书和书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