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获胜，还有什么别的希望吗？例如，我们可以依靠其他人出于仁慈或好意来帮我们吗？不能，因为还存在有限的利他这一事实。即使人们不是完全自私

的，他们也是较多地关心自己，而且我们不能直接假定，无论何时，在我们最重要的利益与他们最重要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退让。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放在一起时，一幅残酷的图景就出现了。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同样的基本物品，并且它们不够分配，因此，我们将处于一种为得到它们而竞争的状态。但是，没有人拥有能够在这场竞争中制胜的东西，并且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放弃满足自己的需要。其结果，如霍布斯所说，是“持续的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能够希望成为赢家。想生存的理性的人将试图抓住他需要的一切，并且准备保卫它，防止进攻。但是，其他人也将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会是不可忍受的。

霍布斯认为，这不只是推测。他指出，当政府垮台的时候，就和发生市民暴乱期间一样，这些就会实际地发生。人们开始绝望地囤积食物、武装自己并且把邻居关在外面。而且，在世界上的各民族之间，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国际法存在于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就像个人一样处于自然状态，它们持续地彼此激烈争吵，装备起来，并且互不信任。

显然，为了逃避自然状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合作的方法。在一个稳定并且合作的社会中，基本物品的总量能够增长，并且能够分配给所有需要它们的人。但要使这种情况出现需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首先，必须有担保，保证人们不愿意彼此伤害——人们必须能够一起工作，没有被攻击、偷窃或者背叛的恐惧。其次，人们能够为履行他们协议而彼此信赖。只有这样才能够存在分工。如果一个人种植食物，而另一个人帮助病人，还有其他人建造房子，那么由于每个人都期望分享其他人创造的利益，因此每个在这个链条上的人都能够指望其他人会如期望的那样行事。

一旦这些保证都能到位，社会就能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比处于自然状态下更富裕。于是，就能有“通过海洋进口的商品、宽敞的建筑、艺术、信件”等等。但是这只是霍布斯的主要观点之一——为了这些能够发生，政府必须建立起来，因为是政府以及它的法律、警察和法庭体系，确保了人们能够在生活中把对袭击的恐惧降到最低限度，并且愿意与他人履行他们的交易。政府在这个计划中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为了逃避自然状态，人们必须赞同用来管理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并且必须同意建立有权力强化这些规范的行政机构——国家。根据霍布斯的观点，这样的约定实际上是存在的，并且它使现存社会成为可能。这个“每个公民都是其当事人”的约定，被称为“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理论不仅解释了国家的目的，而且解释了道德的性质。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国家存在以强化对现存社会来说具有必要性的规范，而道德则存在于促进现存社会的整个规范体系中。

只是在社会契约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成为仁慈的存在者，因为契约创造了我们关心他人的条件。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只为自己，任何人采纳“关心其他人”的政策都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利益持续地陷于危境。但在社会中，利他变得可能。通过把我们从“对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中解脱出来，社会契约把我们从提防他人中解放出来。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是霍布斯之后被认为最接近这一理论的法国思想家，他走得更远。他说，当我们与他人进入一种文明的关系时，我们就变成了不同种类的动物。在他的名著《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 1962）中，卢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