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承诺，提问并回答问题以及其他。没有这些交互，社会生活会变得不可能，但是为了这些交互能够成功，我们必须能够假定，存在这样一个有效的规范：我们必须能够相互信赖对方说话是诚实的。

而且，当我们以人们所说的话为依据来对待他们时，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自己处于易受伤害的地位。通过接受他们说的话，并且依此修正我们的信念，我们就把自己的福利放在他们手上了。如果他们说的是真实的，那么一切都好。但如果他们说谎，我们最终会有错误的信念；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信念行动，最终就会做出愚蠢的行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谎是一种显著的冒犯。实际上，它也是对信任的亵渎。这就是谎和“令人迷惑的真话”二者在道德上无法区分的原因。两种方式以同一种风格亵渎了信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诚实是唯一重要的价值，或者我们有义务诚实地与每个人走过来的人打交道，不管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想干什么。自我保护也是重要的，特别是保护我们自己不受那些想不正义地伤害我们的人的伤害。当这样做与不许撒谎的规范相冲突时，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并不是不合理的。假设圣阿瑟内修斯告诉那些迫害他的人“我不认识他”。结果他们就离开去追逐野鹅了，他们发现受骗以后，会敏感地抱怨圣阿瑟内修斯亵渎了他们的信任吗？当他们出发，准备不公正地迫害他的时候，很自然，就会认为他们放弃了从他那里得到真话的权利。

4. 对家庭和朋友的忠诚。在柏拉图的对话《欧绪弗洛》的开头，欧绪弗洛与苏格拉底在法庭的入口处偶然相遇，苏格拉底得知欧绪弗洛到那里去告发他父亲犯了谋杀罪，对此表示惊奇，并且怀疑，对儿子来说，指控父亲是不是合适。欧绪弗洛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对他来说，谋杀就是谋杀。不幸的是，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他们的讨论就转向其他问题了。

当然，人们熟悉这样的思想：家庭和朋友在道德上具有特殊性。我们不能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对待我们的家庭和朋友，我们通过爱和情感和他们联系在一起，愿意为他们做不会为其他任何人做的事。但是，这不只是我们对自己喜欢的人更好的问题。我们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的性质不同于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我们对他们责任和职责是不同的。这些不同似乎正是友谊的内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不对你给予特殊的考虑，我怎么可能是你的朋友呢？

友谊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人基本上是社会动物的证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人会选择没有朋友的生活，即使他拥有所有其他的善”：

如果没有朋友，财富怎么能保全和保存呢？财富越多，它被拿走的危险性就越大。在贫穷和其他种类的不幸之中，人们也相信他们唯一的救济在于他们的朋友。朋友帮助年轻人避免错误，给老年人以关怀和帮助，以补充他们的虚弱所带来的力所不及。

的确，朋友会给予帮助，但是友谊的益处超越了物质的援助。从心理学看，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迷失方向。我们的胜利是空洞的，除非有朋友分享它们；有了他们的理解，我们的失败变得可以忍受。甚至我们的自我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朋友的确认：通过回报给我们的感情，确认了我们作为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