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回到城里，我继续上小学。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尽管教育界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有许多后来认为非常荒唐的事情发生，可是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李秀云，却给了我非常有益的教诲。

李老师比我的父母要年轻，原来是在外地做水利工作。在我们家回城的时候，她刚刚结束两地分居，回到丈夫身边。我父母和她丈夫都在吉林工业大学工作，她则来到吉林工业大学的附属小学任教。

那个时候学校确实不太重视读书，我还记得有的班主任非常卖力地带领学生们去参与“批林批孔”等活动，“革命大批判”搞得红红火火，而把学生们的学习放在了次要位置上面。

李老师固然也要带领我们开展革命大批判，但是她对我们的学习抓得非常紧。

在我们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比较懂事了。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李老师会用红纸，把我们的考试成绩排出次序张榜公布。我清晰地记得，在红纸上面写着：“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这个做法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时候，倒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而李老师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当时在班上，她把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与学习差一点的同学组成课外学习小组，放学后一起写家庭作业，所以我就经常要帮助学习差一点的同学。

在李老师的这种教育下，也因为我一直就学得比较好，而且生来心眼就比较直，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培养出竞争意识，相反不论别人有什么问题，我都愿意尽力去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李老师不只培养了我乐于助人的习惯，而且当我在给不同的同学反复讲解的过程中，我还锻炼出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对我说：“你是一个天生当老师的料，只要你懂的东西，你就能给别人讲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当老师呢？”

人在小时候接受的一些灌输，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李老师给予我的互帮互爱的教育，影响我至今。

由于竞争意识的缺乏，进入社会以后我在很多人眼里成为了异类。可是，竞争难道不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吗？一个社会极力倡导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没有竞争意识不等于不求上进。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取胜，而是要不断地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只有看不清自己的人，才会以外在的目标为超越对象。

在小学的时候，我不止学得好，而且也敢想敢干。当时李老师很喜欢我这个特点。不过当我做过头了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教训了我一次。

1976年初夏，长春绿树成荫，凉爽宜人。暑期一到，我们将要结束小学的学业升入中学。当时我在吉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四班学习。我们班分成五个小组，我在第五组。大家将要分别去不同的中学上学。尽管小孩子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们还是颇有些恋恋不舍，总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商量，应该买些“纪念品”相互留个纪念。

但是，在那个年代，家中都不富裕，家长是不会给这笔钱的。我们就开动脑筋想着如何弄些钱。一个同学讲，在他住的“五八”楼的后面，有一个菜窖，是用铁架子盖的，我们可以把铁架子挖出来卖了。在东北，几乎家家在冬天都要挖一个菜窖，用于储存过冬的蔬菜，到开春以后，一般就废弃了，秋天时再挖新的。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卖废品几乎是工资以外的唯一的挣钱方式。

中午放学后，我们过去“侦察”了一番，发现那个菜窖的顶棚已经开始坍塌，铁架的一部分裸露在外。看那个架子的大小，应该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第二天，一个同学借来了一辆手推车。为了不引起麻烦，我们在大人们午休的时候把铁架子挖了出来，推到了三四公里远、大学校园外的废品收购站卖掉。用这笔钱，我们给小组的每一个人买了一个带彩色图画插页的小塑料皮的笔记本，并写下了幼稚但很亲切的留言和祝福。

很快班主任李秀云老师就听说了这件事，可能是其他小组的同学告了密。她勃然大怒。因为我是组内唯一的班干部，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小年纪，竟然敢做这种事情，自己去弄钱。”

钱在当时多少还是带有“罪恶”的东西，尽管大家都离不开它。我们这批笔记本，以及还剩下的钱，全都被她没收了。不过她最后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家长，而是不了了之，没有让我们太难堪。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挣钱”，可惜都被老师没收了。快乐无忧的小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