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妓女从良

妓女问题，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个源远流长的社会问题。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内闾”，汉代有“营妓”，唐代有“平康坊”，宋代有“富乐院”，都是官办的妓院。到了元代，妓女问题成了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马可·波罗说：

新都城（大都）和近都近郊操皮肉生涯的公娼约有二万五千人。每一百和每一千妓女各有特设的官监督。

而在杭州，妓女则更为众多：

街上有许多妓女区，其人数之多，我简直都不敢报告出来。通常她们寄住的近方形布场的各处为她们的麇集之所，就是城中各处都有她们的寄迹之地……此等妇女工于乞怜献媚，能用种种巧妙的手段去迎合狎客的心理。凡游客一亲芳泽，即陷入迷魂阵中，听其摆布，永远不能相忘。

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妓女问题不仅仅在于部分女子的堕落，还更在于使男子的堕落。种种社会问题，诸如休妻抛子，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倾家荡产都由此而生。所以妓女卖淫制度除了给妇女本身带来巨大的不幸和深重灾难外，又往往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堕落。

但事情又有其另一方面。元代大都和杭州妓女的众多，又表明着这两个地方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繁荣气象，展示着一统天下的富庶，商品交换的频繁。这是中国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征兆。同时，中国的妓女又有其特殊性，她们不仅出卖着自己姣好的色相，也同时出卖着良好的文艺才能。她们能歌善舞，识文解墨，吟诗答对，琴棋书画，各有所长。这就是说，妓女不但身体商品化了，而且精神文化的才能也被商品化了。好的艺妓，更多的是在满足男人的精神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妓女又刺激和培养着一辈辈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才子。这种文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等和沟通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关汉卿才说自己吟诗双陆、吹弹歌舞、打围插科都是文武全才；没有这些文化素养、艺术造诣和体育技术，是很难和好的艺妓默契配合，达到精神上的交流。中国戏剧小说中，那些和妓女相好的士人，往往偏能考中进士，就是这个道理。

元代妓女虽说在职业上被排为第八等，但实际上则是因为取悦着不同地位的人们，也为不同地位的人们所最看不起的贱业。这使得她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受着双重折磨，成为社会的最不幸者之一。关汉卿怀着博大的同情心，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本《元曲选》中只有九个妓女主角戏，而关汉卿的妓女戏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且关汉卿似乎总是要和朝廷圣旨唱对台戏。“圣旨”明明说：“今后乐人只教嫁乐人。咱每根底近行的人，并官人每，其余的人每，若娶乐人做媳妇啊，要了罪过，听离了者。”

这是要拉开阶级阵营的悬殊度，保证专政人员和政府官吏的纯洁性。此外还因为妓女也要时刻准备应官差，为公务活动服务，因此不许一人娶回去独自垄断。当着外国的各种使节和代表团来华时，照例是由高等妓女轮换着给予每一位外国客人以最优渥的招待。并且绝不容许收取报酬，这就成为一种无偿的献身。上行下效，各级官吏每逢宾客喜事时，照例要请妓女来当无偿的服务员。所以妓女从良，脱了乐籍，是件大不容易事。一是圣旨不许可，二是即使有人娶了妓女，也是不宜提倡和宣传的。妓女之家祖祖辈辈都应是妓女，妓女的女儿也要注上册，继承母亲的皮肉事业，谢天香就烦恼地说过：

“量妾身本开封府阶下承应辈”，“怎生勾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

可是关汉卿笔下的三个妓女都偏偏走上了从良的道路。宋引章嫁了两次，杜蕊娘也都嫁了钟情之人。只有赵盼儿不愿嫁人，保留乐籍。

汉卿真实地描摹了妓女悲惨无告的遭遇。二十一岁的杜蕊娘已经被摧残得形容憔悴，可兼老鸨和母亲于一身的妈妈还逼着她接客迎新。杜蕊娘求饶说：

“母亲，嫁了您孩儿罢，孩儿年纪大了也！”

母亲恶狠狠地教训女儿说：“丫头，拿镊子来，镊了鬓边的白发，还着你觅钱哩！”

她只允许女儿“夜夜留人夜夜新”，却不许她单恋一个上朝赶考的韩辅臣。杜蕊娘只得凄凉感叹道：

“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看衣吃饭；偏偏这一门却是忒低微也啊！”

还有什么前途呢？等着她的只是“有朝一日粉消香褪，可不道老死在风尘！”

另一位妓女宋引章的急于嫁人，却是害怕落下大病，“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脓……”这是使每一个妓女都心寒意冷的。所以关汉卿认为妓女从良才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可是妓女从良又谈何容易！赵盼儿虽然“这几年来待嫁人的心事有”，可她“拣来拣去百千回”都很难称意：“待嫁一个老实的，又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见了些铁心肠男子汉，便一世孤眠值甚的！”认为前程“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

嫁人难，当媳妇尤难，像宋引章那样跟周舍，才嫁过去就几乎丢了性命，这使得妓女们谁都兔死狐悲，黯然神伤！

关汉卿认为妓女要从良，最好是选择个心诚意实的读书人，如宋引章嫁给安秀才；这读书人又要有才气，方显得有价值。如杜蕊娘就说韩辅臣“想那厮着人赞称，天生的济楚才能；只除了心不志诚，诸余的所事儿聪明”。论起“拆白道字，顶针续麻，捣筝拨阮，你们都不省得，是不如韩辅臣”。即使她误认为韩辅臣用情不专，但还是深爱他的才学；这读书人又要有些靠山，有当官的朋友做后台，像韩辅臣的朋友石府尹那样，能借“失误官差”的名义，使书生、妓女两相和好；但最好的一条出路是书生能做官，像柳永那样状元及第、一举成名而不忘旧情，重与谢天香结合。

应该说，关汉卿指出的这几条道路是较为现实可行的。书生有才有貌，这就使妓女在身心上都能得到和谐；书生又有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可能，这就使妓女有乐籍除名、随夫腾越的希望。但关汉卿却没能看到，即使他的这些途径也并不都是可行的：读书人并不个个都是志诚君子，有才人也难个个都中状元。何况元代停止科考取士长达77年之久，读书人更是无法上进。

说到底，妓女制度是社会病的一种，任何“从良”之法也只是有限而可怜的，靠书生们来解救个别妓女，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