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有助于人类大脑思考自身运行方式的软件；离开了语言，大脑皮层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用状态。人脑没有语言就如良田没有种子或者汽车没有汽油一样——所有的都处于潜在状态而没有任何表现的舞台。如果你知道海伦·凯勒的故事，你会了解到她小时候大脑很聪明但却没有语言，于是她的行为就如动物一样。她既聋又瞎；然而当她用手指触觉感知语言之光，并将其引入自己大脑的时候，她开始了一个飞速地学习过程，使自己熟练掌握了七门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的行为同样也会与动物无异。

我们的思维会受限于大脑中一直“运行”的语言。语言是人脑输入——记忆、分类、创造、判断和作出决定——的翻译性媒介，语言同样强力地塑造了这些输入过程。没有了语言，能够使世界概念化的大脑皮层将会像服装模特身上的服装一样毫无用处地悬挂在大脑之上。

语言之普遍化力量

语言的巨大功能之一是它的普遍化特质。我们在自己的头脑里都有单词树的概念，并且我们，在总体上讲，都知道所有的树是什么样的。不管它们的末端是炫耀的花蕾、花朵、球果、种子、坚果、水果、针状物还是叶子，我们知道它们都具有根系、主干和枝叶。用一个单词树，我们可以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树。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从单一的实例中形成这种普遍化的概念。例如，如果你仅仅看到过一只金黄色的金丝猴（一只有绒毛的、敏捷的、小巧的八英寸长小猴，身披金黄发亮的皮毛），那么你也会认识下一只金丝猴。甚至如果你遇到的第二只是红色皮毛的金丝猴，你也会轻易地辨认出；从一只金丝猴你可以抽象出“金丝猴”的普遍化特质。

也许有些语言具有较少的普遍性。按照路易斯·乌利亚特的观点，他是一位曾经与亚马逊河上游的一个奥马瓜部落一起生活了七年的传教士，这些土著人几乎总是以特定的具体方式来讲话，诸如“我们在河边看到其爪印的那只美洲豹”。奥马瓜部落的父母不会普遍化地警告他们的孩子：“小心美洲豹”，但是一定会这样警告：“小心那只我们听到其在大石头旁边吼叫的美洲豹。”我们不知道奥马瓜人是否有一些概念来指称全部之存在，然而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有单词宇宙（来指称）。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宇宙装入我们的头脑中！因此我们可以问那些本源和终极的根本性探索问题。

语言之构造性（structuring）力量

如果语言是我们大脑的软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希冀语言来引导我们的思维，而让人惊奇的是，语言甚至还能够引导我们的认知。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事物会因人而异，其原因就是我们的语言。这种语言相关性的观念，经常被人们以本杰明·李·沃尔夫名字将其命名为沃尔夫假说，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流行，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以一种更加普遍化的形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沃尔夫认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会以不同的形式认知雪，是因为他们许多单词都可以描述雪。由于爱斯基摩人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视杆、视锥以及视网膜，那么是否是他们描述雪的语言使得他们在认知上产生差异？我们向一位山地滑雪运动员并且也是一滑雪队的原教练询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使用的语言文字有路基、清新、人工的、压紧的、风力堆积的、硬外层、光滑冰、蓝冰、完美无瑕、样板件等。在他脑中的这些语言文字是否帮助他认识了更多的雪并且滑雪滑的更好？是的，也增加了安全性：“如果你滑的很快，突然有树木突出出来，你最好能够认识风力堆积的雪否则你就会受伤。”（风力堆积起来的雪说明前方有障碍物）。理查德·尼斯贝特在《思想地理学》（2003）中认为，亚洲人注重语境和联系，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对象和种类。他的评论者认为：“通过大量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作者认为亚洲人确实在观察、思考以及对世界的思想组织方面与西方人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方式”（Ernst,2004）。例如，在观察一个鱼缸四十秒之后，美国人会将三倍的评论用于更大或者更鲜艳的鱼身上，而日本人则会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评论用于鱼缸所处的环境。（Ernst,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