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乔治·奥威尔在他的著名论文“政治学和英语语言”一文中宣称英国的衰落可以在英语语言的粗糙化中得到反映。很少有专业人士支持奥威尔关于语言和价值相关联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浏览一下美国政府的用语，奥威尔学派的观点就具有了可信性。20世纪70年代政府报告把在越南的公民死亡看作为“附属牺牲”。听起来冷酷无情，我们也许把像这样的“附属物”作为贷款的担保。“和解”是用来使国家通过像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的那种战术获得“和平”的一个术语。在这样一种和平的轰炸方式中，谁还会被一点附属的牺牲所激怒呢？如果那些被扭曲的用语没有使我们畏惧，请回顾一下一位涉嫌掩饰水门事件的人士所作的辩护词，他说：“真理是在一大片谎言的护送下产生的。”乔治·奥威尔谴责这种政治性语言，认为它“谋划使谎言听起来像真理并且使谋杀者得到尊敬，以及谋划着赋予纯虚无的东西以坚实的外表。”

我们思考这些事件的方式无疑受到了用于描述它们的语言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伊朗叛军丑闻的信息以一种非光明正大的合成方式呈交给了总统，以至于总统能够以“合理的推诿”来应对该事件的质疑。针对这种为总统撒谎准备好的理由，我们还会为“空气净化工作团体”是由反对空气净化法案的空气污染企业促成的压力集团而感到惊奇吗？对比之下，当企业说他们正在缩小规模而不是裁剪员工时，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尽管不久之后企业甚至也不喜欢否定意义的“缩减”，故便开始“裁减冗员”。

在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给我们提供了“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的强有力隐喻形式。“沙漠利剑”是最初被认可的隐喻形式，但是它被否决了，因为它显得太锋利并且太战争化了：屠杀之剑被揉和成了沙漠风暴。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屠杀克罗地亚人并把这一行为称之为“民族净化。”在总统竞选期间，候选人会被称之为“无知和情绪不稳定”直到他被竞争掉为止；然后骂他“无知”的那些人又会为了拉拢他的选票而称他为“智勇双全”之人。

进入第二个千年之后，这种委婉托辞说法仍然存在。无孩子的夫妇被冠名为“丁克家庭”。成绩不及格被软化成NP（挂科）或者NG（无成绩），并且那些不及格的人被称之为“新兴学生族”。与儿童发生性行为的成年人，以前被称为“有娈童癖的人”，现在被美其名曰“跨代际亲密”的参与者。加油站的助手叫做“石油传送工程师”。“变性手术”被“性别再造”所代替。学习如何杀死其他蛙人的蛙人被称为是进行一个“游泳者淘汰项目”。“我说错了”普遍地取代了“我撒谎了”的说法。最后一个例子，逮捕疑犯并将其押送到以实施酷刑闻名的国家受审被称之为“非常规引渡”。

此类的扭曲变相说法并非一直是我们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建立在基督教价值和罗马法律基础之上，人们认为理想的美国人是直率的而且近乎野蛮地诚实。我们可以听到在文化用语中很荣耀的诚实说法，诸如“乔治·华盛顿从不说谎”、“他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请相信我一定践行诺言”、“我向你保证”。这样的诚实类用语会生发信任感并且加深交流的程度。当语言被用于撒谎的时候，它就会撕裂信任的纽带而演变成战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