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使自发群体变得更容易形成，使个体在不经正式管理（伴随着相关的管理费用）的情况下更容易为群体行动做出贡献，这些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无人监督的努力在规模、复杂水平和范围上所受到的限制（正是这些限制在一开始导致了机构困境的产生）。它们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限制--有关复杂性的问题仍然很大，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但是新工具带来了可替代的战略，以保证复杂性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如同我们所期待的，当愿望很强烈而成本滑坡时，新的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它们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正到处扩散。

结构性转变在现代生活的大多数层面上，我们在集体努力上的天分和欲望被相当僵硬的制度结构过滤掉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管理群体的复杂性。我们还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所有群体，我们只是拥有我们能够负担的所有群体。有关不需管理的和不需付费的群体所能够做的事情的旧有限度已经不复存在了；阻碍自发群体共同工作的难点正在被消减。这意味着，群体在没有金钱动机和缺乏管理监督的情况下所能从事的工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当下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这样总结：妨碍群体行动的大多数障碍倒塌了，失去了这些障碍，我们得以自由地探索集结在一起做好事情的新方式。

乔治·特罗（George Trow）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Within the Context of No Context）谈到电视的社会影响时，描述了一个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同时并存的世界：

每个人都知道，或是应该知道，我们脚下的地壳构造板块在发生迁移……政党仍然叫着同样的名字；我们仍然拥有CBS、NBC和《纽约时报》；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一切如旧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