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根深埋在过去；我们对世界发展的设想也是如此。也许我们在理解世界方面面临的最大认知障碍就是我们已把某些既定的事实看作是永不受到质疑的“自然秩序”。实际上，很多我们想当然的“基本真理”只是不切实际的历史观念，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发生根本的转变。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起步阶段，很多在过去500年里确立的东西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让我们对这几百年做一简单回顾，看看有多少东西将要被改变。

16世纪初，当彼得鲁奇富有预见性地提出强大的时代时，地球上只有3亿人口（不到我们现在人口的5％），欧洲的“科学革命”正在进行。以达芬奇和哥白尼为领军人物的那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中国特别是伊斯兰在数学、医药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以及科学的实验方法，这都是这些古老文明曾经领先的领域。然而，这个时期取得的突破转移了重心，西方已经置于在理解科技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最高位置，今天它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这就让人们不知不觉地赋予了西方这样的权力：西方的模式和方法甚至是它的文明都应该优于其他地区。但这样的期望必然遭到严峻现实的打击，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凭借自身力量的崛起，他们肯定会开发出新的技术并把创新技术出口到西方。

17世纪，痛苦的宗教战争持续了几十年后，中欧的大片土地遭到了蹂躏。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有些地区丧失了一半人口，经济摇摇欲坠。这些大国已经筋疲力尽，于是提出了和平的请求。1648年，他们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此举预示着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秩序。民族国家的意义在于它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起到了巩固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创立了致力为国民争取和平（并不总能做到）和繁荣并愿意接受共同的协议来协调彼此行为的现代国家。我们已经慢慢地把民族国家当成了再自然不过的管理级别和管理形式。

然而，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现代世界里，我们应该发出这样的质疑：这是否依然是正确的呢。经济在本质上已不再是“国家的”了。几十年来，全球贸易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全球GDP的发展水平。多数大企业和组织都明显具有国际特征。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怖主义、环境问题和传染病——都是没有国界的。非政府组织越来越重要，他们通常是地方性的或者是跨国界的。鉴于这些发生变化的情况，民族国家的概念能否并应该依然和过去一样是我们身份和管理制度的中心要素？在未来的十年里，民族国家的概念和重要意义都将伴随新的组织和实践的出现而受到质疑。

18世纪后半叶，启蒙运动开始了。这是一个非凡的时期，它激活了科学和思想，引导人们形成了对社会、人性、管理和商业的新见解和新态度。美国和法国进行的启蒙运动向传统的君主和贵族的统治权力提出了挑战，并促成了自由、正义和民主的现代原则的建立，而这些原则则成为西方文明的理想信念。随着教会和国家的分离，以及对过去“人定胜天”的观念的摒弃，一种新的、世俗的现代物质观念形成了，并从此大行其道。

两百年间，教育似乎得到了发展，物质也好像更加繁荣，“宗教的”世界观——超越了物质领域，囊括了精神领域——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了。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却不复存在了；宗教的东西以多种形式又回来了。新福音和原教旨主义基督教运动在美国又重现活力，五旬节派教（Pentecostalism）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壮大，宗教在苏联的很多地区重新盛行起来，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激进的原教旨主义，东方的宗教传统席卷西方世界，本民族的人们越来越把自己的以精神为基础的传统文化重新联系起来，“新时代（New Age）”的灵性做法在全世界的富人之间迅速蔓延。世俗的现代性现在有了宗教的陪伴，我们这个时代也因此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