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争论越来越普遍，而它们往往和安全问题直接相关。例如，2003年，捷蓝航空公司(JetBlue Airways)被迫向公众致歉，原因是有消息透露这家公司在国防部的受命之下把500万名乘客的记录提供给了一家国防承包商。这家承包商把捷蓝航空公司提供的信息和社会保障号码、收入水平、车辆所有权以及其他个人信息进行了对照，目的是调查一下开发民航乘客特征描述系统是否可行，此系统将给每个乘客设置危险等级，从绿色到红色，从而把可疑的恐怖分子和要犯查找出来。捷蓝公司此举遭到了强烈反对。

然而，我们生活和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变得越来越清晰透明，要想做出意义深远的一点退步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对不受欢迎的侵扰行为进行一些限制，但在未来十年，随着技术对我们个人行动进行越来越多的监视和跟踪，我们的隐私意识和对隐私权保护的期待肯定受到挑战，而且也将被改变。正如《华盛顿时报》社论说的那样：“工业化之后，大批人群涌向了乱七八糟的城市，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几百万分之一的无名感觉给人们以一种真正的隐私感。电子革命仅仅终止了工业化产生的暂时现象。”升阳电脑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也曾说过：“总之，你没有隐私可言了。别难受了，忘了吧！”

避免形成一个圆型监狱式的社会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 Bentham)受到当时刑罚机构普遍存在的残酷条件和做法的警示，设计了一座新奇的监狱。这是一座环形建筑，有几层楼高，每一层都有一圈牢房，所有牢房都朝向环形中央，每间牢房的外墙都有一扇窗户。在环形建筑的中央矗立着一座瞭望台，囚犯看不到里面的看守，而看守却能对每个牢房的情况一览无遗，因为牢房的外窗把房间照地很亮。囚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监视，但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随时被监视。边沁推断说，每个囚犯总认为自己正在被监视，所以他会遵守监狱的规定。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5年问世的作品《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描述的那样，这样设计出的监狱的主要作用是“引出囚犯身上有意识的永久的可视状态，从而保证权力的自动实施。”

边沁把他的设计称为圆形牢房。今天，有人担心边沁给囚犯设计的东西正是所有消费者和公众所面临的命运——被监视，但看不到监视的人。人们的担心是有证据的。例如，2003年，布什政府保护了1400万份文件免遭解密，这个数字自2001年以来增加了39％。根据《信息自由法案》，1997—2003年间，要求获取联邦材料的请求增加了3倍，达到了320万个，而处理这些要求的联邦资源却没有增加。当我们重新思考隐私和透明问题在未来十年的状况时，如果要把社会主要建立在单方向的、从上至下的监视和监督之上，这个想法会令多数人大为反感。这确实与追求自由、自治、尊严和尊重等基本的人类要求相矛盾。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透明的趋势进行规定和约束，我们也许能够减少被侵犯和不断受到监视的感觉。例如，欧盟对公司如何使用和传播所搜集的信息进行了严格规定，类似规定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不断出现。不过，如果获取信息和监视行为不仅“从上而下”也要“从下而上”——换句话说，如果对透明也实行民主化，那么，这个前景是比较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