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解决方案

现在，公众能够运用的透明技术是很多的——我们也有使用这些技术的倾向，有人为此感到乐观，也有人为此感到忧虑，这都是有原因的。2003年美国做的一份调查显示，14％的美国人同意获得一项服务，允许他们通过和互联网相连的摄像头对自家进行监视。用来监视保姆的“隐形保姆摄像头”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很多国家，父母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孩子在幼儿园的玩耍情况。随着GPS越来越成为普通手机的普通功能，一些父母甚至用来跟踪十几岁孩子。在辛辛那提州，监视摄像头被安装在某些著名的犯罪多发区，监视他们的不是“老大哥(Big Brother)”，而是当地的居民。这些人在特殊的网站上登录，注册成为社区反犯罪小组的成员。一些天文爱好者创建了“天堂在上（HeavensAbove）”网站，他们使用倍数很大但买得起的望远镜，把卫星运行轨道和卫星拍到的城市面貌图像传到网上，只要你轻轻一点，就可浏览这些信息。谷歌现在提供的地图服务可以包括建筑物和社区的卫星图片；输入你的地址，敲一下按钮，一幅你的房子的鸟瞰图就会展现在眼前。

由于人们在工作中越来越习惯使用透明工具，他们也将越来越善于要求公司和政府表现出透明的姿态。实际上，早就有证据表明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双向发展了。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要求公司公开他们的一些活动，而且要求越来越多，对于那些不主动提交的信息通常由信用度极高的非政府组织（NGO）利用他们的监视系统予以曝光。有越来越多的独立组织在监视跨国公司和政府的行为，并把他们的行为予以公开。例如，把造成当地污染的企业资料制成可供查询的数据库，而且还提供邮政区号和热线，把抗议言论传给那些企业和当地的政治人物。网站把政治献金的情况予以公开，并把它们转换成地理代码，这样，通过场所甚至建筑物来辨别献金者。例如，纽约市共和党高级献金者是百老汇大街85号，也就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所在地。有些透明的事例源于“人民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推动了“人民的力量”，它们实际上是由企业发起的。越来越多的网上零售店把商品反馈和评论作为自己提供的一部分服务内容（例如“epinions”网），从而把公司广告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力进行了平衡。

透明技术除了越来越多地被机构应用之外，还以其他不同方式被普通公众使用。关于 “谁来监督监视人？”这个古老的问题，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警察殴打的录像非常清楚地给出了答案——我们。WITNESS(目击者)是由音乐人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发起的非营利性组织，利用“视频和技术为人权而战”，他们把摄像机发给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以便他们能够把践踏人权的情况记录下来。现在，这个组织的网站存有大量影像资料，甚至包括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囚”的恐怖镜头。尽管这些镜头是由作恶者自己拍摄的，但照片毫不费力地在全世界传播，而且速度非常快，使得美国在很多穆斯林国家的声誉和地位遭受了严重打击。

“从下至上”的透明政策带来了积极效果，表现在：因为公司和公共机构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受监督和记录，出于社会和公民的责任，他们尽量在批评出来之前自己纠正错误。譬如，2004年秋，默克(Merck)公司决定把销量巨大的止痛药Vioxx从市场上撤回，因为有越来越多但不确实的证据表明这种药可能增加患心脏病的危险，默克公司在监管部门尚未要求、公众尚未施压之前抢先采取了行动。在这个世界上，不做正确的事情会越来越轻易地被发现，并遭到惩罚，默克公司“在做正确的事情”。

不过，社会日益清晰透明的趋势在未来十年会让人们越发不安。已经有迹象表明了人们的这种担忧。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安装了数码相机或摄像机，这是在以全新的方式挑战我们的隐私。提供手机拍摄的黄色照片的网站大量涌现；不仅仅名人能在公共场所被“逮”住，镜头后面的也不仅仅是专门偷拍名人的摄影师。我们不久将会买到非常廉价的微型像机，大概有邮票大小，能够放置在任何地方，可以无线地把图像传给电脑——这毫无疑问又会掀起新一轮挑战隐私的浪潮。

放眼未来，现有的约束条件似乎不太可能解决我们被随处监视的问题。被获取的资料和图像越多，被别人利用的可能性越大，我们就越发现自己是在和好奇心极强的、水晶般透明的现实世界作斗争。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我们了解了这么多，能够解决这么多问题，能够抓住这么多新机遇，然而，我们的技术却让我们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