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

在香港政府2007年颁布的财政预算案里头，我找到没有人留意的《创意经济》这一节，总共只有两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话：“香港在创意经济的多个范畴都居于区内领先地位”。但愿这句话不是财政司曾俊华先生自己写的，因为它就像威尼斯宣称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贸易中心一样好笑。的确，香港曾经是区域内的创意经济龙头；同样地，威尼斯也曾经是13 世纪的世界贸易重镇。

对于不想看太多文字的读者，我可以用一个最现成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当年张国荣与梅艳芳先后逝世的时候，内地媒体报道的声势之浩大丝毫不逊于香港。最近的“艺人自拍事件”同样也成了全国话题，只是你会在内地的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其实阿娇到底是谁呀？我不大弄得清 Twins 那两个人的分别。”周星驰的近作《长江七号》令很多人感到星爷不再属于香港，其实在其渐渐丧失港味的内容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制作从幕后到台前终于会有彻底离开香港的一日。从前只有在香港演艺圈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北上，如今的情势正演变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杀出香港。

然后我又在第二段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去年 11 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率领本港的创意产业代表团访问上海，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创意产业展览，为业界拓展内地市场。”那次活动在号称“上海牛棚”的“1933 老场坊”举行，恰巧我也在，还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设计，有的做建筑，还有的做戏剧经纪人。但他们不是被马局长率领上来的，而是早已在内地打下江山，如今以内地代表身份出现的香港人。甚至连活化“1933 老场坊”这座古迹的搞手也是香港人。当时我问马时亨：“你说怎么办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们会回来的。”回来？回来养老吗？

10 年前，荣念曾、胡恩威、陈云和我大概是最早在报刊建议新成立的特区政府要注重创意产业的人，然后又在海峡两岸和他们的官商学界讨论这个当时还算新生的概念，那时不少内地官员只觉得这个念头很有趣。10 年后，从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现了大批专责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甚至还有近百个“1933 老场坊”这类的创意产业园区。而本来在观念上最领先的香港，现在则有这两段财政预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他们会回来？他们为甚么要回来呢？直到今日，你都没办法在无线电视上看见香港最出色的音乐录像导演的作品，因为无线电视不愿意再花一笔钱向唱片公司购入版权，它宁愿用自己的导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制作一个专供电视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款超过20 亿港币，其中有多少流向艺术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务员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图书馆做一场讲座，车马费不过千元；要是在上海图书馆，“劳务费”起码是 5,000 元人民币。曾经有朋友替任职机构寻觅一群本地艺术家工作，一个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诉他：“不用给他们太多钱，他们有创作机会就够开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编剧酬劳特低是否也是这个理由。在香港从事创作就真的要贱到这个地步吗？

我不敢像林夕一样建议政府出钱扶助流行音乐产业，我也怕被人骂，我们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离不干预政策的错误（其实林夕只是说要建一座音乐博物馆）。不，我不想政府再做甚么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就像珠三角各个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桥才打算上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