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没有人要来香港。创意产业靠的主要就是人，而这些人，无论是第一线的导演和设计师，还是在后面厚植土壤的艺术家文化人，都很讲究环境。这个环境必须开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沟通竞争，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每天发生。香港是这样的地方吗？我们不要再骗自己，说甚么香港是个很多元化的大都会了。香港就算不是一个部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华商居民其实都相像，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电视有惯性收视，我们的周刊长得都一样。从前搞文学的人办垮了杂志就说香港市场小人口少，700 万人真的很少吗？比起北欧国家要少很多吗？光是在纽约，《纽约客》杂志的订户大概就有 16 万，同类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会有甚么命运呢？香港的人口比诸纽约又如何？这其实是一个只有主流没有分众，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城市。

一个良好的创意环境就算给不了太多的钱，至少要给人尊重。北京的报纸评选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艺术家居然占去一半；在香港当作家要受人重视，或许就得卖燕窝广告。

再说我所熟悉的媒体。一个学者能凭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每周地讲《史记》而名扬全国，香港电视台既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云饭局》了。坦白说，最近一年，我不只辞去港台《头条新闻》，在内地《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次数也快要超过香港了，不是为

了那日渐逼近香港的稿费，也不是为了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而是为了一种群体理性讨论的氛围。在那里，你或许会遭到很多反驳，但你起码不孤独，而且真有一种我们能够改变现实的感觉。在那里，观念还是被尊重的，观念还是有力量的。

如果这番话的酸味太重，讲点不扮高深的东西吧。去问问那些不只顾着赌球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杂志是哪一本，他们大概会说是《足球周刊》，一本内地出版的杂志。内地杂志的种类要比香港多，水平要比香港高，这早已不是秘密了。没错，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怎样利用这个自由呢？有一天，香港会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的媒体中心，全国的舆论基地呢？

每当内地传媒把香港捧成“先锋城市”，要我介绍领略香港文化风味的必游地点时，我都会很心虚。你总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兰桂坊、文华酒店、阿麦书房和艺术中心吧。看看李照兴这本新著吧，你就会发现原来厦门有愈来愈多的“乐活族”开了自己的咖啡小店，云南有一年一度的摇滚音乐盛会，重庆有一条任人挥洒的涂鸦街…

李照兴在序言里以一个十分浪漫的说法去形容我们这些在回归前出生的人：“最后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们这群喝《号外》、《年青人周报》和《越界》奶水长大的文化人，以区别开从《城市中国》、《城市画报》与《新周刊》等内地刊物吸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艺青年。

终于到了我们这一代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走，还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甚么，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爱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观地描述现实，这个市场的现实，这个社会的现实，如此而已。这么多年以来，我看许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渐北迁，从余力为（覃樟柯的老拍档）到欧阳应霁，从迈克到刘小康，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走，不是因为不感激香港养育我启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 20年了，我已经没有甚么可以再为这个地方付出。我们“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后为接下来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国文化人”指路，让他们发现香港以外，世界很大。我想，起码李照兴会明白甚至同意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