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获得必要的豁免权以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便开始出售股票以筹措风险投资资金。尽管公司背后的支持者声名显赫，宣传曝光率很高，监管环境和投资环境都比较宽松，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股票发行差一点就失败了。对于这样新建立的企业，人们很难说服投资银行为其股票的发行做承销商。于是，公司聘请了两个较有胆识的银行——埃斯塔布鲁克银行（Estabrook & Company）和哈里曼-里普利银行（Harriman， Ripley & Company）以代销的方式帮公司销售股票。当时，公司选择的发行时机不好，股票市场的指数正在不断下跌中。如果不是在最后一分钟，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mpany）的前任主席莱辛·罗斯瓦尔多（Lessing Rosenwald）认购了一部分股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截至1946年11月1日前募集到300万美元的股票发行计划就要流产了。

截止到1946年12月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高管人员与合作银行只卖出了总计200 000股中的139 930股，总筹资额350万美元。其中，只有180万美元的资金是来自于9家金融机构、2家保险公司和4家综合性大学的捐赠。这4家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莱斯大学（Rice Institute）、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其余的资金则来自于单笔投资额不得少于5 000美元的个人投资者。

当银行和董事们为筹钱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日常运转已经开到最大马力了。公司的办公地点在波士顿金融区。公司员工数量不多，执行的是“开门办公”的政策，吸引了成百上千个商业计划涌入公司。多里奥特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投资那些普普通通的东西。相反，它只投资那些未来有较大增长可能的选定公司，并预先测算好风险。”公司制定了清晰的投资指导策略：项目必须已经通过了“试管测试期”，“以专利或特定的知识或技术”等形式获得了保护，“将来创造利润的可能性非常大”。从一开始，参议员弗兰德斯就强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应当被看做是一家公司，而应被视为是一场美国社会运动的发起者。“人们常问我这么几个人怎么做工作，”弗兰德斯说，“我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团队就是整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