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泰翁对我说，让我随他出门，却没有对我说去什么地方。这让我多少有些奇怪，因为这天上午原本没有安排活动。

我懵懵懂懂地上了汽车，看到泰翁的随员恩厚之、鲍斯、诺格以及徐志摩先生和林徽音女士都在车上。汽车一直驶向景山方向。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汽车居然在故宫神武门停下来。我们下车之后，看到早有宫人在门口等候。一见泰翁到了，连忙迎讶上来。将我们引入宫内，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一直走到御花园里。此时，我才意识到，泰翁是带我们觐见逊帝。

当时，就在御花园里，逊帝溥仪端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站立着一个瘦削的老者。看到泰翁，逊帝面露喜色，但并未曾起身，只是举左手给泰戈尔让座。逊帝虽退位已久，但威仪犹在。我们一干人等只能站立两旁。待泰翁坐下，逊帝说：“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孝胥则吾国之大诗人。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说完逊帝站起来，让人为泰翁和那老者两人照相。那老者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郑孝胥。照完相，泰翁对郑孝胥说：“君为中国大诗人，亦解英文否？”郑孝胥用英语回答说：“吾所知者甚浅。”随后逊帝开始用英文与泰翁交谈起来。交流还算流畅。而后，逊帝亲自作向导，领着泰翁游览御花园。泰翁为中国园林的优美和富丽而折服，赞不绝口。

行至一个凉亭。泰翁话锋一转，突然说道：“一百五十多年前，贵国傅恒将军从云贵撤军时，带回一颗稀世钻石献给尊敬的乾隆皇帝。此事，陛下可曾听说？”逊帝对泰翁的问题感到很惊讶，说道：“先祖起居录中并没有记录此事，想来定是无稽之谈。”泰翁默然。

出了凉亭之后，泰翁就和逊帝告辞。我们步行到神武门口，乘车离开。

……

沉默看到这一段日记，不由得沉思起来。当年，泰戈尔访华时，在国内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以梁启超为首的讲学社等，对泰戈尔推崇倍至。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及鲁迅先生，对泰戈尔却持另外一种态度。陈独秀在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２期上，发表了署名“实庵”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认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之昏乱思想”，根本不值得欢迎和介绍。鲁迅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中，也对泰戈尔语涉讽刺。但是，在争论之外，无论是推崇一方还是批评一方，所有人都不能解释的一件事就是泰戈尔为什么去觐见溥仪？当时，溥仪已经逊位十三年之久。而且，这次秘密觐见，并不是通过新月社和讲学社联系的，也不在事先商定的行程之中。这件事，自然地被批评派当作攻击泰戈尔的重要“把柄”。而推崇一派，在这件事上也对泰戈尔颇有微词。从于道泉先生的日记中看，也无法解释泰戈尔此行的目的。泰戈尔和溥仪会晤的时间很短，除了寒暄和照相，唯一说过的话就是两人在凉亭内的一问一答。泰戈尔匆匆赶到紫禁城，难道就是为了看看已经落魄的皇帝和他的御花园？不可思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和溥仪的一问一答中暗藏玄机。虽然看上去并不经意。泰戈尔问的那颗钻石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梵天之眼呢？傅恒，泰戈尔说到傅恒，夏青教授留下的一大串人名中也有傅恒。而且，傅恒的名字就排在泰戈尔前面，难道说这仅仅是个巧合？同时，沈默也非常害怕自己的想法。他知道，如果自己的想法属实，而且能得到足够的证据支持的话，且不说那颗梵天之眼，就单单这一结论本身就会引发一场“学术地震”。泰戈尔觐见溥仪的真正目的居然是为了寻找一颗稀世钻石！沈默是搞史学研究的，他信奉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换句话说，也就是“假设不妨大胆，求证务必小心”。搞研究毕竟不是写小说，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证据，他需要的是证据。可惜，夏青教授已死，不知道他老人家可找到了证据?!

让沈默感到欣慰的是，这段日记已经把三个人名串了起来：傅恒，泰戈尔，溥仪。这三个人，都是教授所列名单里的。

５月17日，星期六，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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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张钧儒等几位先生来访。张相文先生告诉泰翁，北京佛教讲习会拟成立中印学会事，希望泰翁玉成。泰翁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与诸君谈兴颇浓。其间，泰翁讲了一句谁也没有听懂的话。他说：“婆罗贺摩的两只眼睛，一只在西方，一只在东方。”　张钧儒先生接道：“佛法必能大行于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注意到，泰翁虽然没有置评，但他对张钧儒先生的回答显然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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