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认识是朦胧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思想精湛的哲学家，描绘过那么多理想人性的蓝图，究竟哪一个是最美好的楷模呢？两个年轻人还无从判断。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则十分敏锐地发现，中国国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两个东西，这就是："诚"和"爱"。

这种直觉的朴素的认识，正是后来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乃至中国社会的全部科学认识的胚胎。如果不是一个对中国社会有相当痛苦的感受的人，是无法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劣根性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一生从不知疲倦地无情鞭挞丧失"诚"的虚伪和践踏"诚"的瞒和骗，也没有一个思想家与文学家，像他那样怀着那么深的祖国之爱与人民之爱，去揭露和抨击那种毁灭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的封建专制，那种没有人性的吃人的世道。尽管提出这种见解的时候，还是比较抽象的，然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萌芽呵！

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则认为中国两次当了异族的奴隶是最大的病根，这种回答显然是幼稚的。他们只看到元朝与清朝的种族压迫，没有看到几千年来各个封建王朝都一样沉重的阶级压迫。漫长的专制制度，使某些中国人失去了支撑诚实的力量，也使某些人们的情感变得冷漠，失去了人的最起码的爱。

渴望着献身祖国的鲁迅，不仅为祖国的命运在思考着，而且很快地开始了他为祖国的第一次公开的呐喊。1903年6月，鲁迅应浙江同乡会主办的、许寿裳编辑的刊物《浙江潮》的邀请，决定替刊物撰文。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认为，新小说是新政治的发端，它对于社会改革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这给鲁迅以深刻的印象。那时，《新小说》杂志特别推崇雨果，并刊登过雨果的照片，陈独秀也翻译了雨果的小说《惨世界》。鲁迅此次从日译本转译了雨果《随见录》中的一篇文章《哀尘》，发表于《浙江潮》第五期。同一期上，鲁迅还发表了他译述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这两篇处女作虽然还不成熟，却展现了鲁迅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心和炽烈的爱国之情。

《哀尘》原名《芳梯的来历》。鲁迅所译的这一片断，是雨果自己叙述在1841年目睹的一个下层妇女被污辱，被损害的事实：在一个雪花如掌的腊月天里，一个无赖少年绅士，无端地用雪球戏弄和袭击一个穷苦女子，这个女子不得不自卫时，巡警走来，他竟不顾是非，公开袒护有权势的无赖少年，而判处被欺负的弱女子监禁六个月。雨果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暗无天日的悲惨世界。

鲁迅在这篇短短的译文中，融进了鲜明的爱憎。他憎恶那个无端凌辱女子的无赖少年，把他的名字译成"频那夜迦"。这名字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恶神。鲁迅把无赖少年视为凶神恶煞，而对被凌辱的穷苦女子却满怀同情，并对造成这些女子的不幸的罪恶社会表示极大愤慨。他在"译者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噫嘻定律，胡独如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的。

与《哀尘》同时发表的《斯巴达之魂》是一篇充满着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之作。写作这篇文章，正是拒俄运动处在高潮的时候。4月28日，东京《朝日新闻》透露，帝俄已向清政府提出七条密约，公开撕毁1902年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从东三省撤军，无理地要求把东三省划归俄罗斯版图。这一消息引起在日本的留学生的极大义愤，4月29日，五百多名留学生在东京市神田区锦辉馆集会，成立"拒俄义勇队"，并致函清政府，敦促政府坚决抗俄。此信大义磅礴，词色壮烈，并引述了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英勇抗拒异族入侵的精神。信上说：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万，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云。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于?斯巴达这种宁肯战死也不屈服的壮烈精神和冲天浩气，正是当时被污辱的中国所需要的。因此，那时候爱国的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鼓吹斯巴达精神。梁启超所写的长篇文章《斯巴达小志》，就是一篇最有分量的代表作。梁启超称赞雅典为文化之祖国，而斯巴达为尚武之祖国，雅典是十九世纪之模范，而斯巴达则是二十世纪之模范。由于它以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所以它成了现代十几个强大文明国的祖国。这位改良派的大将告诉人们，斯巴达精神乃是今日中国之第一良药也。